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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古之帝王，除了篡权夺位或在登基当年就暴毙的，其他的大多都不会更改先帝的年号，既是为了避免年历之法混乱，更是为了彰显孝道。
李恪顺继李世民之位为帝，亦是如此，所以纵然李世民亡于年初，李恪登基后也还是默契地沿用了贞观年号，一直用到了年末。
贞观二十年，秋末冬初。
今日之后便将入冬，是秋时的最后一次朝会，也是入冬前的最后一次朝会，依例当定来年新帝之年号。
新帝定年号可是大事，而且是博名最好的法子，毕竟谁若是取了年号，谁的名字就和这个年号捆在一起，往后提起这个年号就难免会提起拟取年号的人，想不名传天下都是难事。
所以近几日省台收到的关于草议年号的奏疏极多，这些奏疏自然不能一个个都上呈给李恪，所以奉命主司此事的中书令岑文本也是择优而选，框了几个出来。
“岑师，朕下旨着中书省草拟年号也有些时日了，此事定地如何了？”李恪也很是关心年号之事，否则也不会下旨着岑文本亲自督办此事了，朝会伊始，李恪便对岑文本问道。
岑文本出列回道：“启禀陛下，臣同省内同僚初经评议，定下三个，以供陛下择选。”
岑文本说着，递上了一本奏章，送到了殿中内侍的手里。
李恪自内侍的手中接过岑文本的奏章，缓缓打开，上面赫然写上了三个年号：“永徽”、“广和”、“龙朔”。
李恪低头看着奏章，只不过一眼，心中已经有了些考量，三个年号中最先被李恪剔除的就是“广和”，“广和”顾名思义就是思和求平之意，高句丽未平，吐蕃未定，西域的局势也还混乱不堪，李恪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个年号显然和李恪的想法南辕北辙。
李恪对岑文本问道：“‘永徽’和‘龙朔’，两者间岑相以为如何？”
李恪的反应并不叫岑文本意外，“广和”年号不过是岑文本最后拼凑上去的而已，免得旁人看了，说他这个帝师教唆君王穷兵黩武，不修文治，李恪会第一个筛去“广和”本就在岑文本意料当中。
岑文本对李恪再熟悉不过了，其实不止是李恪会最先筛去“广和”年号的事情，就连李恪最后会选什么年号岑文本也有自己的猜度。
但岑文本知道李恪的意思，却不代表岑文本就是完全顺从李恪的心思，不再发表自己认为对大唐有利且对李恪有利的意见，尽管这些意见兴许和李恪的意思并不相同。
在君王面前不敢直言，只知趋利避害，这在岑文本看来是误君之道，寻常臣子尚且不为，更何况是帝师。
岑文本回道：“‘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徽者取盛世华美之意，臣以为‘永徽’就很好。”
徽者，通“辉”，复降纶册，徽采兼明。一个“徽”字不止有华盛之意，用之朝堂更有劝谏君王从谏的意思，若只论此国号，自然是极佳，但如果考虑到李恪的心思，就差了几分意思。
在李恪看来，徽为华盛，那永徽便为永世华盛，那李恪的华盛又是从何而来？自然就是继承自贞观朝了。
李恪敬重李世民的功业不假，但这不代表李恪就愿意活在李世民功绩的阴影之下，他要做李世民不能之事，成李世民未尽之业，只永徽显然是不符合李恪现在的意思。
永徽并不差，也可以为国号，但绝不应该是李恪用的第一个年号，因为李恪向来不推崇垂拱而治的黄老之学，也从不喜拾人牙慧的萧规曹随之道，李恪要开创属于自己，打上自己烙印的盛世大唐，只一个永徽如何能够？
李恪对岑文本的话不置可否，转而拿着奏章，对朝臣问道：“这‘龙朔’二字是谁草拟的？”
李恪并未就“永徽”年号多做评议，显然是不满意了，这倒也在岑文本的意料之中，岑文本知道李恪此举的意思，笑了笑，也不多言了。
李恪单独把“龙朔”年号提了出来，显然是对这个年号更加满意，李恪之言才落，礼部侍郎许敬宗连忙出列，对李恪拜道：“启禀陛下，此年号乃微臣草拟。”
李恪问道：“不知许侍郎拟的此年号是何从而来？”
李恪既然中意了“龙朔”，“龙朔”的出处李恪又怎会不知，李恪这么问不过是为了借许敬宗的口说出此事而已。
许敬宗回道：“汉班固于《宣帝述》有云：‘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时举傅纳，听断惟精。柔远能迩，燀燿威灵。龙荒朔漠，莫不来庭。丕显烈祖，尚於有成’。”
李恪接着问道：“那此又为何意？”
许敬宗接着回道：“龙荒朔漠，莫不来庭，此年号预指我大唐武运昌隆，开古未有之功业，使天下昌平，万国来朝。”
许敬宗之言一出，李恪的脸上露出了笑意，许敬宗的话正和李恪的心思，龙荒朔漠，莫不来庭，如此才是帝王之举。
殿下的许敬宗看着李恪的模样，心中大喜，他知道自己赌对了，他草拟的“龙朔”年号武意极重，可谓剑走偏锋，但也是投李恪之所好。
尽管身为文臣，如此倡武会使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