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清非常认真的把一本本杂志和小人画书，整齐的摆放在一块木板上。这是沈清经营的图书租赁摊位，刚刚开业不久。
除了图书，还有茶水，三分钱一杯，供给上街赶集，口渴了的行人。
那些图书，都是父亲搜集来的，当了那么多年老师，这点事情当然不难。摊位就摆放他们的新家门口，那是十字街头一栋临街的公房。
他们家已经完全搬出外婆租住的房子，有了他们家独立的活动空间。因为母亲在这里找到了她的崭新职业。
母亲在柑桔园只工作了两年多时间，柑桔园就因经营不善而关闭，所有员工都被迫遣散。母亲也因此失了业。
可是母亲必须工作，她不能当专职太太，专职太太不是给她这种女人当的，因为她一无所有，却有四个孩子需要抚养。好在运气不错，正好新的政策颁布，原本属于公家资产的“街道医疗站”对外招标，承包给个体经营。
通过一番活动后，母亲幸运的签下了这份承包合同。这一方面归功于父亲业余医术的名气，有一定的经营资格。他的名气已经很大了，镇上的人都知道他医术非常高明，有时候，还有居住外省的人专程跑来找他看病；二方面多亏了街道办主任的帮忙，那是一个热心热肠的好阿姨，助人为乐是她的天性。
街道医疗站就设在十字街头的一栋公房里。公房面积倒是很大，只是过度陈旧了一点。屋里房梁上积着一层厚厚的墨黑烟垢，角角落落到处都是蛛网和尘灰，好比一百年没居住过人似的。那些作为立柱和隔墙的木料，干枯腐朽到碰一下就直掉纤维和木屑。
房子是没有窗户的，每天必须把正面整堵墙壁的活动门板统统卸下来，才能采光。所以每天早晚卸下和安装门板，成了住户们最常规的一项工作。
公房分有好几个大小不等的铺面。医疗站原本设在最大的一间铺面里，不过，随着激烈的竞争，铺面租金迅速上涨。父亲为了节省成本，只好让出大间，租下最小的那一间。
那个大间，最后被一个杂货商租下，开了一间堆满商品的杂货铺。那家伙生意真是兴隆，腰间捆一个好大的帆布腰包，腰包沉甸甸的，装的全是钱。
他铺面那么大，却每天坚持把陈列货物的货摊摆到门外去，占去一大半的人行过道。他才不管你过道是否变得狭窄，行人过路困难，他只希望他屋里所有的商品，能够展示到路人眼皮底下。
他后来生意越做越大，跟他老婆分开，夫妻俩各开了一个同样的店铺。两个人的铺面相邻，既合作又竞争，搞得真是热火朝天。
医疗诊所这边的铺面太小，被药柜占去大部分空间以后，里面就只放得下一张床，仅供父亲和母亲居住。好在父亲在学校里还有自己的宿舍，孩子们就都住在学校里。
医疗诊所是以中医为主的，他们甚至没有开设打点滴这种最常规的西医项目。经营策略完全依赖父亲的医术名气。患者都是冲着父亲一传十、十传百的名气来的。有了这个诊所，也更能充分发挥父亲的医术才能了。
对于中医，母亲一窍不通，她只能按照父亲开的处方，给人打针取药。诊所以母亲的名义承包，经营其实是父亲为主，母亲只能打打下手。
好在父亲的教师职业相对自由，空闲时间也多，诊所和学校又近。在正业和副业的处理上，他倒也安排得井然有序，互不冲突。
但是患者们多半不了解父亲的情况，常常上午来到诊所找父亲看病时，父亲正在学校上课。父亲叮嘱过母亲，他上课的时候，严禁为看病的事去学校找他。有些患者就很顽强，坚持在诊所等，一等几个小时，非把父亲等回家不可。沈清有时候，看着那些人，都为他们着急。
有时候，逢上父亲在学校开会，不能按时下班回到家里。诊所里却坐满了等着他看病的病人，好些人饥肠辘辘，连中饭都没吃。
母亲同情那些苦苦等候的人，因为有些人从很远的乡下来，回家太晚就得走夜路。母亲就劝他们去别的地方看病，镇上还有几个大医院，都不很远。但是患者们说，去医院，花费又高，手续又麻烦，还是街上诊所方便得多，他们宁愿等。
母亲慢慢在父亲的指教下，也学了一些简单的，打针注射、配取西药的知识，能够应付伤风感冒之类的小病，对她来说，也许尽了很大的努力了。母亲自己也变得有些神气起来，觉得自己长了本事、长了才干了，尤其是在乡下老家的亲戚面前。
她总是很卖弄的跟患者大讲治病吃药方面的“知识”，什么什么样的病要吃什么什么样的药。显示她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乡下的农家村妇，而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知识女性”。
自从开办诊所以后，父亲相当于从事了两份工作。每天从学校下班回家，就是坐在诊所里，接待着永远也接待不完的患者。遇上流感发作的季节，诊所坐满了抱着孩子的大人，父亲往往会坐在诊病桌前，从早看到晚，一刻不能停歇。打断一家人吃饭、把父亲从熟睡的床上叫起来，那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很多时候，父亲莫名其妙的烦躁，也许就是长时间辛劳引起的。每天重复的工作可能会让他觉得厌烦，却又不能拒绝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