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洛阳探查的人带回来了雇佣工人的粮食被李自成部前锋所抢、修陵难民被李自成部所裹挟、陵工无限期搁置的消息。
听闻这个消息后，朱由桦的遗孀汤氏枯坐了半夜，然后第二天就抱着朱淑喜向福王和邹妃告别，踏上了前往杭州的道路。
好吧，汤氏其实今年三月的时候就应该南下的，只是邹妃舍不得喜儿这个唯一的亲孙女，所以希望便挽留汤氏到朱由桦移陵后再走，结果现在德庆郡王王陵的建设都维持不下去了，也难怪汤氏失望之余，急切的想要带着女儿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呢。
只是汤氏带着朱淑喜这么一走，邹妃就病倒了，而福王的病情也似乎加重了。
于是，为了冲喜，朱由崧便决定今年十一月底，为朱淑英和宁化蛟举办婚礼······
“世子爷！”朱由崧正在跟正妻黄氏、朱淑英的生母邢氏商量着婚礼的花销，一名低品内侍走进来向朱由崧报告道。“赵山有急事求见。”
朱由崧跟黄氏、邢氏招呼一声后，来到了隔壁房间，然后冲着等候在屋内的赵山问道：“什么事情这么急迫啊？”
赵山回应道：“云梯关急报，转运营爆发大疫，已经死了八十多人，杏林堂的王山长带人查看过了，初步判断是鼠疫！”
崇祯年间的情况，不单单是外有强虏、内有巨寇这么简单，更加折损大明元气的还有各种灾害，什么“水潦”、“恒雨”、“冰雹”、“恒风”、“恒旸（大旱）”、“蝗蝻”、“年饥”，等等等等，可以说没有一年国内是不闹灾的，而且一闹灾的话涉及的省份就布置一个，甚至还有不同省份同时出现不同灾害的记录，譬如崇祯十二年就曾出现过浙江霪雨、甘肃冰雹、畿内和山东大旱、陕西陕西江西年饥的极端天候。
不过对于崇祯十四年以来，对大明社会及经济危害最多的灾害则是鼠疫了。
说起来，明末鼠疫缘起于崇祯六年前后，主要由随着清军入关的蒙古各部所带来的草原老鼠所引发，随即疫菌逐步在整个华北的鼠群中传播，然后随着鼠群在崇祯十年至十四年的干旱年份里的逐水迁移，进一步在北起京畿、南至江淮的广阔地域里散播。
老鼠在饿极的情况下是会咬人的，而长期干旱形成的饥民不但会掏找老鼠储存的粮食充饥，还会吃老鼠肉，躲避鼠疫出逃的百姓身上也有时会携带鼠疫病菌，因此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鼠疫便开始在北中国流行起来。
如陕西这边的榆林府和延安府，便留下了“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的连续瘟疫记录。
如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等在崇祯十三年也爆发了烈性传染病流行，三地府志随后留下了“瘟疫传染，人死八九”的可怕记录。
崇祯十四年（1641年），疫情进一步发展。
在大名、广平、顺德、真定等府，都出现了“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的现象。
时任太常寺正卿、右佥都御史的左懋第在奉命出京督催漕运时，就曾在半道上向北京飞报称：“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于是便出现了“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的恐怖场景。
到了崇祯十五年，天津也开始爆发大鼠疫，“有朝染夕死者，日每不下数百人”，以至于顺和店河西务支店、塘沽支店，祥福瑞塘沽支店都有大量人员死亡，谛听在华北的组织也在瘟疫的袭击下处在了瓦解的边缘。
鼠疫的散播是如此的广泛，而福王府又是从山东、河北等地照收了大量的流民，其中必然又鼠疫病菌的携带者，再加上崇祯十四年安东境内出现过数万只老鼠衔尾泅渡黄河的恐怖景象，因此鼠疫在云梯关集中爆发出来也是很正常的事。
朱由崧听罢皱了皱眉头：“爆发鼠疫的营地有几处？”
为什么朱由崧的话听起来多少有些处变不惊呢？
原因有两个：
第一，这已经不是福王府第一次遇到大规模的病疫了，这不，早年在小琉球就爆发过大规模的疟疾、在济州和虾夷地爆发过大规模的腹泻和霍乱、在南湾和黑龙江爆发过大规模的伤寒，因此见多了也就司空见惯了----福王府这些年通过各种手段一共获得了40万的移民，可最新的海外户籍显示，包括自然增长的移民后代在内，海外各王庄名下仅有37万余人口，之间的差额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庾死他乡的百姓；所以朱由崧和福王府上下对于出现大规模疾病是一早有心理准备的。
第二，朱由崧在安排陈实功弟子筹办杏林堂时就已经加以诱导，推动了口罩的应用以及提出了病患隔离制度，因此面对大规模疾病，福王府也是有应对准备的，不管救不救得了，至少，不至于在那干瞪眼，却束手无策。
“有三处，涉及二千五百余人。”
“让云梯关按预案处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