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军粮充足，也能顺势攻占朝鲜水军全部据点，保障海路安宁。然后凭借全罗、忠清、庆尚三道各处险要立于不败之地。
若议和是假，我军经过休整可即刻反击；若议和是真，太阁殿下必令大军即刻返还日本，那时我等只消等待交割就是。”
这些分析积极主动、攻守兼备，无论如何看都是万无一失，宇喜多秀家听后大为放心，表示可立刻准备撤离汉阳。
而与此同时，沈惟敬则向宋应昌回报道：“日军军粮不继，一直在汉阳苦撑，军士面黄肌瘦，我此行所见极多。倭军虽兵力占优却寸步难行，是因慑于我军战力，不敢轻动。其苦撑不支，只得乞降，请求朝廷册封及准许朝贡贸易。
下官令其立刻退出王京，释放被俘王子，等待旨意。倭军也愿先南撤至下三道等待皇上恩旨。不过此中关键在于，其撤离之时我军与朝鲜不可追击，否则倭军惊惶之下必以为我大明背信，而后便只能死战到底了。
依下官之见，既然倭寇请降，可立刻上奏朝廷，同时为防倭寇有诈，倭军也应多做防备，以免进入王京之时中敌埋伏，出现祖副戎初入平壤时那般不利境地。”
虽然沈惟敬言之凿凿，但宋应昌仍然难以轻信日军言行，半晌沉吟不语。其实宋应昌一心只想全歼日军，亲自收复朝鲜全境，对于日军撤离汉阳固然满意，但他的满意是出于对“兵不厌诈”的满意，如今沈惟敬将之扯上大明的信誉，他就有些不乐意，也不敢轻易答应了。
因此思来想去，宋应昌选择拒绝，对沈惟敬说道：“我看倭寇请降不可轻信，应当在倭寇撤离汉阳之时立刻追击，然后再请援军，联合朝鲜经由全罗道包抄贼寇，前后夹攻，歼敌于朝鲜境内，让倭寇知晓朝鲜既是我大明藩国，便不是他们说来便来、说走便走之地。”
沈惟敬大吃一惊，连忙劝道：“经台容禀，倭军为表诚意，已承诺释放两位朝鲜王子，经台兵不血刃收复朝鲜王京及京畿道，这已是大功一件！兵法有云，穷寇莫追，若敌寇绝地反击，恐以我军之强也将伤亡惨重！
如今倭军兵力充足，一战遇挫亦难伤元气，若之后疯狂反扑，在我援军到来之前只怕凶多吉少。而朝鲜军战力远远不及倭寇，独追则必败，协战则无能，且若因此使两位王子为倭寇牵连而斩杀，朝鲜君臣军民必将迁怒于您，上疏告状，经台何必背此污名？
依下官浅见，经台您总揽全局，深谋远虑，大可坐守汉江，凭险而守，整顿军备，等待援军。而于此同时，可将倭寇请降及与敌再战之意上奏朝廷，由皇上圣裁。朝廷旨意到来之前，大军则驻守汉江一线，防备倭寇背信弃义，如此岂不两全其美？”
这番建议看来倒是颇为在理，宋应昌尤其满意他对朝鲜两位王子若因此被杀而使朝鲜迁怒于自己的判断。毕竟，以朝鲜这些日子以来的各种表现来看，其自己无能却总能迁怒他人，很是令人厌烦。
如果真出了这样的事，朝鲜方面必然不会觉得问题的根源是朝鲜自己失陷了两位王子，而会将罪责一推二五六，全说成是他宋应昌宋经略的罪责，那就太让人恶心了。
由此，宋应昌也同意沈惟敬之意，又另写一疏，言明应继续作战之理由发往京师。不过，关于收复朝鲜王京的报功一事，宋应昌却十分为难。
按照宋应昌所想，若是如实禀报倭寇是因粮尽而退兵，虽也算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朝中言官必多非议自己无功无为，拖延战事至今而未尽全功。
况且自平壤、开城之后，我军因为种种缘故鲜有战绩，而碧蹄馆虽然以寡敌众，歼敌之数远过己方损失，但当时从场面来看却也不过死战得脱而已，何况李如松损失的都是精锐中的精锐，恐怕他死一个比日本死十个还心疼。
除此之外的其余出兵皆不值一提，心学派的赞画刚被搞下去，但此次京察的最终结果却是皇上维护了心学派的首辅权威，朝中局势相当晦涩、毫不明朗，如此一旦言官发难，不知是否有人愿为我辩护？
高阁老那边虽然按理说应该会支持我，但他自己领兵百战百胜，我这次却将援朝之战打成了僵局，值此朝局之下，他是否愿意赌上自己的声誉力挺于我，似乎也不那么确切。既然如此，那还是不可冒自掘坟墓、身败名裂之险。
于是宋应昌报告内阁，其书中大略曰：倭奴远栖异国，所恃惟在粮饷。彼龙山堆积一十三仓，某命李提督遣将士带取明火箭烧之。二十日，往彼举箭烧尽，无遗倭奴，虽列营分守，无敢来救……
四月十八，日军各部依照约定撤离汉阳，往下三道而去。柳成龙连忙请求追击，但宋应昌闭门谢客，李如松因为未得军令，自然不肯出兵，以免又坏了他和宋应昌的关系。
柳成龙无奈，只得召集金命元、权栗、李薲等将领意欲追击，但又被明军制止——李如松奉命令祖承训强行留朝鲜将领赴宴，朝鲜军因此无法调动。
最后，待日军全部撤出京畿道后，明军及朝鲜军这才进占汉阳，收复京畿道，而朝鲜王室不知其中缘故，只以为倭军的确再也无力维持，遂宣布还都王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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