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重庆官员是如此上报的，从情理上推论也只能如此。因为重庆官方实在没有理由放过杨应龙及嫡长子杨朝栋，舍弃四万金财政收入，只索要相对并不重要的杨可栋性命。要知道，此时杨应龙的罚金还只交了一半，也就是前文提到的两万金。
但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杨应龙显然不会这样认为，自觉献策失误的孙时泰也有些恼羞成怒，开始把脏水泼给重庆官方甚至朝廷。
杨应龙强硬要求重庆地方官归还杨可栋的遗体，而官方因为要考虑朝廷威严，显然不能你说如何就如何，便以尚未完成勘报为由拒绝，并敦促播州缴纳赎罪金。
这下杨应龙自然大怒，丢下一句“假如我的儿子复活，银子就能送来”，然后率部驱使一千多名僧侣，举行招魂仪式，驰返播州，他认为这样可以把杨可栋的灵魂带回故乡。
杨应龙也有慈父的悲痛这可以理解，但并不能构成他迁怒于大众的借口，大明朝廷显然也持相同观点。
何为迁怒？他做的恶事太多，这里随便举一例就行了。另一位告发杨应龙叛乱的举报人宋世臣，其父亲宋銮在家中被杨应龙带兵打上门去。
杨应龙的做法是：在父亲面前强奸女儿，当着丈夫的面强暴妻子；强迫俘虏裸体坐在木丛里，当作射箭取乐的活靶子；把蛇塞进男俘虏的菊花、女俘虏的(省略)，然后放火烧蛇尾，着火的蛇吃疼，爬进人的腹中，人蛇一同惨死。
在以上这段时间里，孙时泰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杨应龙本意只想恢复祖业、自保播州不同，孙时泰的目标很明确：问鼎中原改朝换代。他也提出了厚结抚苗、重修海龙屯、招兵买马、整顿内务、出动出击、以攻为守等建议——孙时泰是实实在在的想造反。
一方面丧子之痛难平，一方面深知不交赎金贵州四川两地都不会放过自己。杨应龙终于决定采取行动，而夺地养苗就是其中之一。
此时苗族彪悍好斗，善使刀剑、强弓毒弩、投射，总之和广西狼兵有些类似，是一支作战斗力极强的山地部队。这样一支部队对付五司同姓及贵州部队还是绰绰有余的，杨应龙的“夺地养苗”方针就是把五司七姓的地再次夺过来，分给听他号令的苗人去种。同时被抢夺的还有五司七姓的妻女，一时之间播州成为人间地狱。
孙时泰深知“远交近攻”的道理，在于朝廷尚未开战的空档，他建议杨应龙假意缓和同朝廷关系。故去年年底时，杨应龙与其长子杨朝栋还各进贡巨木20根，供皇帝陵工之用。为此，工部还跳出来为杨应龙很是说了几句好话——现在广西的木材越来越商业化，这种超级巨木已经越来越不好弄到了。
上文讲到过松坎听勘，在那之后，播州所辖的黄平、草塘、白泥、余庆、重安五个长官司地划给贵州。此时在杨应龙强大的武力威慑下，孙时泰开出好条件，鼓励五司七姓重新回归故土……呃，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这时五司七姓又部分倒戈播州。
这是贵州不愿看到的，但四川却觉得“关我屁事”，遂不管不问。贵州一看，行啊，你不管我自己管。
于是贵州巡抚江东之忍不住了，可能他觉得自己也能复刻当年高务实的辉煌，轻易降服治下土司，因此下令命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廷栋二人率兵三千收复五司失地，进剿杨应龙。杨应龙派遣其子杨朝栋、弟杨兆龙迎战于黄平飞练堡。
飞练堡在后世的瓮安县境内，一瀑飞挂，名飞练泉。此处树木葱茏，地势显要，杨应龙事先在此地设下埋伏。
伏击战说穿了大多都是一个套路，《三国演义》中有着各种各样详尽的描述，无非是先给你点甜头，诱你步步逼进，最后落入圈套。此战结果呢？播州军接战后佯败至天邦囤，将官军引诱到重兵埋伏的战场全歼，三千官军无一生还，包括杨国柱、李廷栋。
这么大的事，发生在去年年底，结果朝廷差点不知道真实情况！
贵州官兵草率出兵导致全军覆没，当然是不大敢向朝廷老实交待，但这么大的事瞒又瞒不住，怎么办呢？当然是玩话术：十二月，贵州方面含含糊糊向朝廷大事轻报，说杨应龙“怙恶不悛，杀害官军”。
然而高务实的皇帝同学并不好忽悠，甚至一眼就看出其中必有猫腻，加急传旨要求贵州详细说明，知情不报或谎报军情者严惩不贷。贵州方面见盖子捂不住了，只好老老实实承认了这场败仗。
皇帝本来一门心思在伐元之上，结果伐元还没出战果，贵州先来了一场大败，让他气得压不住脾气。于是朱翊钧无视内阁和稀泥的惩戒措施，下旨将贵州巡抚江东之等一大帮官员全被罢官为民，以郭子章代任巡抚。同时，又将针对播州的战事交给了军力更强的四川方面处置——宋良佐也是那个时候被紧急派往四川的。
孙时泰这位军师既然是学“霸道”的，对于兵事自然相对比较在行，但不代表他就没有大局观了，因此面对杨应龙的发问，他立刻给于了回答。
孙时泰道：“太师，播州若与官军开战，影响极大，此事个中关系十分敏感。黔蜀两省已下定决心定要改土归流，若太师此时示弱，播州杨氏必被勒令归田务农，从此荣华不再。
此战不得不打，但太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