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前夕，足利持氏之子足利成氏复归镰仓就任关东管领，但是却因为杀父之仇与执事上杉氏矛盾重重，最终酿成了享德大乱，足利成氏不得不逃到支持者更多的古河抵抗上杉氏。
在战国时代，关东足利家的据点从镰仓变为了古河，因此他们也被称为“古河公方”。自此，镰仓的地位才逐渐下降，人们开始以此地新建的玉绳城来称呼这个原本极为重要的原政治中心。
正是因为镰仓历史辉煌，而且其中饱含政治意味，罗远根据高务实此前交待的一些任务来推测，认为自家老爷对日本是“大有所图”的，于是对玉绳城产生了强烈的觊觎之心。
原本因为成田甲斐成了老爷的侧室，罗远对玉绳城倒还没有什么想法。然而情况一旦生变，成田家的未来走向似乎变得不那么确定，他对玉绳城便生出了别样心思：既然你们成田家的人靠不住，那不如还是让京华自己拿着。
镰仓府玉绳城，这地方虽然已经不如多年前那样敏感，但毕竟仍然是天下武士之乡。京华或许可以租借三崎城，但显然不可能把镰仓旧地玉绳城也“租借”了，否则天下武家何以自处？因此他便想到了这么一出偷梁换柱的把戏。
罗远的报告送来京师时，虽然高务实第一反应是觉得很无语，但作为秘书长的刘馨却认为这主意很不错，至少是一个可以作为预案的存在。
她甚至毫不客气地表示，高务实的无语本质上是对“冠姓权”的过激反应，换句话说就是认为自己那个还不存在的庶子不应该为了玉绳城改换姓氏——哪怕只是过渡一下也不行。刘馨认为这“很不务实”，为此她提出了三点理由以期说服高务实。
第一条理由是，成田甲斐将来就算生下儿子，那也只是庶子，而庶子在大明是没什么地位的。别说最重出身的大明了，中国历朝历代对嫡庶之别都很看重，比如唐高祖李渊其实有22个儿子，但只有四个嫡子有继承皇位的机会。由于玄霸夭折，因此便只有建成、世民、元吉有资格争嫡，其余儿子们在史书中连捞个露面的机会都很难。
那么按照大明的传统，高务实将来的家业就算再大，归根结底都是嫡长子一个人的，就算高渊有亲弟弟，都很难分到一杯羹，何况庶弟？
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庶弟去稍微牺牲一下，为高家换来一个政治意义非常重要的镰仓玉绳城，反过来对他将来在家中的地位也是有好处的，何乐而不为呢？
第二条理由是，日本的风俗习惯对这样的操作完全认可，这可以让成田家的家臣甚至领民们对此不会产生抗拒心态，让京华能够轻易的用如此简单的政治手段把一个敏感而重要的地区收入囊中，这难道不是你高司徒平时最喜欢玩的政治征服吗？
不仅成田家这边没话说，甚至日本朝廷、丰臣公仪对此也找不出理由来反对。毕竟成田甲斐血统明确，她的儿子要改苗字继承成田家的家名家业属于成田家内部的事，在日本这个“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国度，外人对此没有置喙之权。
至于第三条理由，那就是对于“姓氏”和“苗字”关系的认定。后世日本人是把苗字当做姓的，其依据是明治天皇的《苗字必称令》。然而，在此刻的日本，苗字到底算不算姓氏那可不一定。
打个比方，原历史上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丙戌发布的《平倭诏》中是如何称呼丰臣秀吉的？“属者东夷小丑平秀吉”——看清楚，是平秀吉而不是丰臣秀吉！
之后还有提到日本被俘将领的地方是如何表述的呢？“……仍槛致平正秀等六十一人，弃尸稿街，传首天下”——依然是以“平”为姓。“平”就是“源平大战”中那个与源赖朝的源氏其名的“平氏”。由此可见，在大明这边获得认可的“姓氏”根本不是苗字。
当然，此时日本人对于姓氏的区分本来也没有获得大明的认可。以“德川次郎三郎源朝臣家康”为例，德川是苗字，而且是家康自己改的，他家原本的苗字是松平；次郎三郎是他们家族嫡子的专称，跟老二老三无关，家康他爹也是“次郎三郎”，但本质上“次郎三郎”也可以算作苗字；“家康”就不必说了，就是名。
而关键在于“源朝臣”，这三个字其实分作两个词：“源”在日本是氏名，“朝臣”反倒是姓。
中国此时早就不兴“氏”这个概念了，所以日本这习惯要“换算”来大明就会很麻烦，而且你“朝臣”是姓的话，大明这边一看没准要懵：怎么抓到的所有日本将领全姓“朝臣”？我这是捅到朝臣窝了吗？
因此大明便把日本的“氏名”当做他们的姓，丰臣秀吉于是就成了“平秀吉”，其余人等以此类推，反正能混到值得一提的肯定都是源、平、橘、藤原四氏贵族之一。至于丰臣，本来日本天皇是将其作为氏名赐予秀吉的，但……可能大明不承认，上溯了一下历史就仍然让秀吉姓平了吧。
总而言之，刘馨的意思很简单：反正大明根本不认可苗字这玩意，你将来那位庶子就算去搞了个成田苗字，那也只在日本有用，所以他连高姓都不必改，你高司徒就不要那么纠结冠姓权这种事了，只当儿子自己取了个号便是。
要说这道理倒也能说得过去，但高务实也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