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玻璃产业这块本身和朱应桢没多大关系，他在萨摩藩的买卖集中在樟脑产业上，通俗点说就是从萨摩收购樟脑，转手运回国内销售——其实转手主要也是转给京华，更具体来说就是转给京华药业。
樟脑这东西在后世的功用还挺多，但在眼下这个时代一般只做药用。京华药业是在原先的京华药行基础上成立起来的，本质上这个行动就是为了扩展产业链。比如原先京华药行主要做的是卖药和行医，在制药这一块涉及不多，主力产品就一个刘氏百宝丸(云南白药)。
后来因为李时珍加入京华工匠学堂医学系，根本没有版权意识的他将《本草纲目》中的药方无偿转让给了京华使用，京华这才开始生产一些……嗯，算是“中成药”。
不过得到消息的高务实后来下令将《本草》系中成药“净利之百一(1%)”作为专属使用费(此时无专利权一说)，并约定连续提供给李时珍及其子孙五十年，五十年后视为京华独有。
这件事当时还轰动了一下“医药界”，以至于后来一直有民间名医或者其他人给京华送来各种各样的药方，希望能仿李时珍的例子换来收益。
最神奇的是，不仅民间，连太医院都有太医来“卖”药方——反正大明对此又没有限制，而且大明的太医院本身也并非只给宫里服务。
不仅京官们有需要的时候皇帝会让太医院派人看诊，甚至京师出现疫病之类的情况，亦或者军队出现大规模伤亡等，大明的皇帝历来都是直接调派太医院力量去免费帮忙的。
正因如此，大明朝廷或者皇室对于太医院太医们的个人限制也很少。太医院的规矩主要集中在宫内，比如本书前文提到过的“给皇帝看诊绝不可能只有一名太医，至少都需要两到三人同去”，诸如此类。
由于获得的药方越来越多，其中又有不少药方需要独特的方法来制造，针对的病症也越来越有指向性，因此京华药行不得不日益加大投入到制药行业。最终，高务实决定给京华药行升格，于是便有了“医药一条龙”的京华药业。
这里就要解释一下，朱应桢为什么对高务实分配给他的针对萨摩藩的任务这么在意。
樟脑这种东西并非樟树的果子，它其实是樟树的根、干、枝、叶经蒸馏精制而成的一种颗粒状物。樟树分布很广，大明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南直隶、浙江、福建、江西、湖广、四川等地都不少，而又尤以台湾为最多且最密集。
大明在出现京华药业这个制药巨头之前，各地生产樟脑的药厂药铺并不多，偶有生产也是小批量，分布得又很散，很难看做是什么大产业，几乎都是有需求才炼制一些。
自从有了京华药业之后，情况就出现变化了，规模化生产的优势不必细说，什么质量高、产量大、成本下降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样一来，各地的民间大小药铺就发现了一个现实：“造不如买”，因此纷纷放弃自己制造樟脑，几乎全都选择从京华药业直接购入。于是，京华药业很快便无意识地垄断了樟脑行业。
既然京华药业垄断了樟脑行业，那对于朱应桢这个在萨摩藩(其实他在整个九州岛都收购樟脑)垄断樟脑收购的“勋商”而言，就不得不有忧患意识。
什么忧患意识？两点：一是大明南方到处都有樟树，虽然分布散了点，但高务实理论上并不一定非要用他成国公的日本货；二来台湾现在正是京华开发的重点，甚至在大力移民，一旦将来高务实决定在台湾大量开发樟脑，那他朱应桢对日本樟脑的垄断就几乎没有意义了。
因此，朱应桢觉得自己也有必要提高一下自己在高务实心目中的分量，不能单靠一个成国公的牌面就想着高务实会永远给面子——人家新郑高氏是文官世宦家族，理论上根本不需要勋贵多少助力，反而随时可以给勋贵找麻烦，谁需要谁是明摆着的。
所以在朱应桢看来，趁着这个机会帮高务实处理好萨摩藩的事情很有必要，更何况在这个处理过程中他还有其他发现。
此刻听了高务实的话，朱应桢立刻表示自己已经心领神会，然后还补充道：“日新，我觉得在岛津家摸索水晶玻璃磨花技术的这段时间，咱们也不能光闲着，有些事情其实可以先操办起来。”
高务实想不到朱应桢这个以前在他看来除了搂钱啥都不会的国公爷，闲着居然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不禁颇有兴趣地问道：“国公说的是哪些事情？”
“是这样，我觉得咱们很有必要提前把在日本销售玻璃的市场打开。”朱应桢道：“现在京华有两大类玻璃，一是普通玻璃，一是水晶玻璃。普通玻璃的加工增值我看意义不太大，但日常使用似乎不错。
就像日新楼建成之后，由于全部窗户都使用玻璃，现在引得京师富户掀起了换窗热潮。大伙都觉得这种近乎透明(此时技术限制，普通玻璃无法全透)的窗户象征着地位和富有，都开始想办法换掉纸窗。
这是一笔大买卖啊日新！我看在日本也完全可以这样做，方法我都想好了，就在日本建一座楼。这座楼一定要多设窗户，全部使用玻璃窗，让全日本的大名、家老之类均以使用玻璃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