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卖个彻底好了，等辽南被打得稀烂，证明了他高务实是个虚有其名的所谓名帅，他宁远伯再回师收拾残局。
彼时，朝廷也好，皇帝也罢，哪怕心里不愿承认，也只能捏着鼻子说他李成梁对辽东而言是一日不可或缺的，那样的话，他的地位就稳如泰山之固了。
可是，历史上的李成梁在为官一道上是很谨慎的，他对于什么人能得罪，什么人不能得罪，看得非常清楚。
而他在镇辽期间，真正从头到尾不敢得罪的人是谁？说起来甚至可能有些让人难以置信——这个人叫高淮，是个镇守太监。
高淮原本是尚膳监监丞，万历二十四年起受命开矿、征税辽东。此人到了辽东之后，其爪牙廖国泰虐民激变，他诬捕诸生数十人。旋诬劾时任辽东总兵马林，又扣除军士月粮，以致前屯卫、金州、松山等地戍军哗噪，他奔逃回京，又诬奏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激起辽东境内变乱。
而李成梁当时虽然下野，却在高淮监辽期间，一直充当高淮的帮凶，对他的行为丝毫不加以遏制(辽东除了总兵马林等寥寥几人，其他重要将领几乎全是李成梁的旧部、亲儿、干儿)，其原因无非两条：一是整垮马林，让辽东重回李家之手；二是高淮得罪不起——此人是万历帝亲信心腹。
所以说李成梁很清楚什么人得罪不得——皇帝身边的亲信远比文官更不能得罪。
文官，他只需要面子上尊重着就差不多了，其他无非是送钱送礼、打点到位就行；但皇帝身边的亲信不行，这些人是随时可以影响皇帝对他李成梁看法的人。
武将之所以怕文官，原因是越到后期，皇帝受文官的制衡就越大，以至于武将一旦和文官冲突，皇帝多半会选择给文官面子而压制武将。
可是归根结底，武将怕的其实还是皇帝，文官实际上是借着皇权在压制武将。
皇权之所以受文官制衡，是因为文官掌握舆论，皇帝为了身后名考虑，不得不对文官表示更多的尊重，可是皇帝对于武将却未必需要如此尊重——论用人，朕不差你这一个，而你又不能影响朕的名声，那朕自然想怎样就怎样咯。
然而一般的文官如果对李成梁不满，想要搞掉他，是没法直接从皇帝那边想办法的，他们必须找出许多的道理、许多的原因来佐证自己的论点，借此说服皇帝相信李成梁不可用，而这些道理、原因必须是从道理上站得住脚的，这就很难了。
但皇帝身边的亲信就不同了，比如内宦，他们只需要稍稍想点办法，就能轻易在几句话之间给皇帝造成直接印象，譬如：李成梁这厮不忠。
文官说李成梁不忠，他们需要拿出一大堆的证据来佐证自己不是瞎说；内宦说李成梁不忠，他只需要稍稍举几个小例子，甚至这些例子是不是真实存在都无所谓，皇帝听了就可能心里留下一根刺，继而越看李成梁越觉得不忠，但凡有一点点失格之处，就联想到不忠上面去。
这就没得玩了。
作为朱翊钧亲信来做辽东镇守太监的高淮有这样的影响力，那作为皇帝亲信中的亲信，十年同窗的高侍读，李成梁会不担心高务实有这样的影响力吗？
显然他肯定会担心，甚至从皇帝最近几次对高务实的升赏、厚赐就看得出来，高务实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是极其特殊的。
让高务实死在辽南，李成梁就算能证明自己善战，也必被皇帝深深地怨恨。
文官被皇帝怨恨，多半未必会死，就像那些得罪了皇帝的言官或者阁老一样，尤其是阁老们，有时候提的意见都让皇帝心里开始骂娘了，面子上还要夸“爱卿公忠体国，实乃朝臣楷模”，顶多只能想方设法找个他的痛脚，等他上疏自辩和请辞的时候，假意挽留不住而打发回家。
但武将就不同了，皇帝对武将，那是生杀予夺全在一念之间的！
高务实认为李成梁是肯定懂得这个道理的，因此他也很有可能在辽南最危险的时候突然杀回来，于千钧一发之际“救下”他高某人一命。
有了这档子事，高务实一个文官，一个名声极好的文官，还能继续打压他李某人吗？显然不能，因为这有悖为人之道、君子之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不仅不报恩，还恩将仇报，你这个人还好意思继续混下去？士林君子们不骂得你狗血淋头才怪！
高务实自然不肯让这一幕发生，所以他不仅不能让李成梁有救他一命的机会，甚至连帮忙的机会都不能给！
他必须趁李成梁根本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就单独、快速甚至彻底的击败图们、炒花联军！
“都督所言极是。”高务实面色一沉，冷然道：“图们，吾之手下败将、刀底亡魂；炒花，区区一部之酋、跳梁小丑。此二贼于我，不过两具冢中枯骨，我焉得容其放肆？
今次之战，来得正好，我必叫此辈从今往后，再不敢南面而望！”
这话说得霸气！
马芳这个曾经一力主张对蒙古要“以骑制骑”的猛将听得热血上涌，猛然一拍大腿：“兵宪说得好！老朽虽然年迈，自问还提得动刀，此战敢请兵宪以老朽为先锋，去辽河以北杀他个七进七出，不负这一世男儿！”
马栋本来觉得老父过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