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谕？这种事为何是教谕出面回应？他们县令呢？”
面对高务实这一问，梁梧立刻露出笑容，赞道：“贤弟果然聪慧过人，此一问，当得上是一针见血！”
高务实笑了笑，没回话。想他高某人当年也是县里一把手的秘书出身，平时县委的公务实际上大部分是他在处理，老书(记)多数时候只是掌个总、拍个板，他要是没有点“理清头绪抓重点”的能耐，不早就被人顶替了？
只是这一世，他毕竟没有亲自去县衙这个级别的衙门混过，不知道具体和后世有多少区别，所以只能问到这一层。
而梁梧在赞了一句之后，立刻答道：“之所以这绩溪县的申文是由教谕出面回应，其实正是反应绩溪县对此事的态度：他们的意思是说，这个所谓徽州人丁丝绢案，本身不是一个律法上的问题，而是道德上的问题。”
这句话高务实就有点想不明白了，皱眉道：“税负分摊是道德问题？何以有此一说？”
“税负分摊本身自然不可能是道德问题，绩溪县这是另有所指。”梁梧朝旁边站着的师爷招了招手，才继续对高务实道：“贤弟，愚兄这里有绩溪县那篇申文，你看过之后必然明白。”
张师爷连忙躬身上前给高务实递过一纸文章，高务实接过细细看来，发现这位教谕果然不愧是读书人，虽然比起帅嘉谟当初的那篇雄文，他的这份申文干货不多，但刀笔暗藏机锋，也算是颇有手段了。
文章一开篇，杨教谕也先喊了一句政治口号，可见能在官场上打滚的人物，政治觉悟都不算太低——“为恳恩遵国典、据府志，均赋救偏，以苏困苦事。”
口号喊完，画风就陡然一变，先是大骂帅嘉谟“变乱国制，罔上虐下”，实在是个“假公挟私”的无耻讼棍，又骂当年嘉靖年呈文的程鹏、王相是刁民。
骂了半天之后，杨教谕终于说到了主题。首先他承认了帅嘉谟的发现，即如今的“人丁丝绢”，确实就是国初的“夏税生丝”。不过呢，他又解释说，根据府志记载，当年朝廷发现歙县亏欠夏麦九千七百石，责成他们补交夏税生丝，一共八千七百八十匹给南京承运库。所以这件事究其根源，本就是歙县自己的错误所导致，跟其他县没有半文钱关系。
然后他又说，这笔税款，交了一百七十多年，从来没人抗议过。一直到嘉靖十四年，两个歙县刁民程鹏、王相去告刁状，当时的徽州知府冯世雍主持过一次调查，甚至还去巡院查过版籍，结论是“人丁丝绢”就该歙县单独交。于是此后三十多年，风平浪静，大家相安无事。谁知道如今又冒出一个讼棍帅嘉谟，无视上级领导的英明决断，偏要兴风作浪。
高务实当年大学主修法律，所以他看到这里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如果大明执行的是判例法，那么这个案子的确就可以按照前徽州知府冯世雍当年的判决定案了，帅嘉谟再如何舌绽莲花也是百搭。
但问题在于，中国历朝历代虽然根源上来讲是个人治社会，但如果要从法学角度来看，其执行的却始终是成文法，而不是判例法。
所谓判例法，就是后世英美所执行的法系，法官可以根据以前的法官对相同或相似案例的判罚来断案。
而成文法，又叫大陆法系、中华法系等，如法国、中国就是其中代表，特点是不管什么案件，作为法官，都必须按照正在执行的法律法规去抠条目，去一一对应，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以前的案例跟你手头的案件是没有关系的，你只能按照当前的法律法规来对应判案。
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距大明隆庆四年，已经两千多年了。
所以，杨教谕这篇文章虽然好，但高务实认为从道理上来看，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高务实之前和高拱已经细谈过此事，他记得当时帅嘉谟已经算得很清楚了。按照隆庆年间的折率，八千七百八十匹生丝，换算成麦子是两万零四百八十石，跟歙县拖欠的九千七百石根本对不上号。即使按洪武年间的折率，也不可能差那么多。
可见杨教谕学问虽然好，可到底是个文科生，这笔数字账只怕是没算明白。
不过这不要紧，因为文科生虽然算账的本事值得商榷，但煽情的能耐却毋庸置疑。
杨教谕在文中动情地说道：“我们绩溪乃是个下县，方圆不过区区二十四里，土地贫瘠，民众贫苦，每年的丁粮才七百石不到；他们歙县方圆二百二十四里，每年丁粮能得六万多石。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下，竟然还有帅嘉谟这等狼心狗肺之徒，想把上县的负担转嫁给下县！试问还有天理吗？”
这还不算晚，他哭诉完之后，又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建议”，说“照旧定纳，庶免小民激变之忧，官民两便。”
高务实看到这里，一下子就明白过来：原来杨教谕前面那些话，其实都可以看做废话，真正的文眼，却在此处。
别看这句话貌似谦卑，实际上却隐隐带着威胁，只要反着读，意思就很明白了：如果您如果不照原样征税，难免会引起民变，到那个时候，可就官民两不便了哦！
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