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帝是今天突然宣布这件事的，即便高务实昨晚听高拱跟他提了一句说自己将和成国公朱希忠一道“知经筵事”，也就是两人同时兼任太子经筵事务的主管，但对于其他人选的安排，高拱昨夜并未提及，所以高务实也是刚刚得知。
说实话，太子讲师的这个阵容配置有些震撼到了他，如果再加上真正负责太子经筵具体事务的申时行，那只能说这个配置豪华程度基本已经算是上天了。
让我们来捋一捋这几个人。
高拱就不介绍了，先说朱希忠这位跟高拱并列挂名的武臣勋贵之首。
朱希忠，字贞卿，永乐朝成国公朱能之玄孙，嘉靖十五年袭爵成国公，名在诸勋贵之上。历掌五军都督府后、右两府，总神机营，提督十二团营及五军营，岁禄七百石。历事嘉靖、隆庆两朝，已先后六十多次代表皇帝出城祭天地，所获赏赐不可胜纪。
作为一个武臣勋贵，他有多得圣宠呢？反正在他本人已经被拔高到这个地步的情况下，他的亲弟弟朱希孝现在还是锦衣卫都督。
更值得一提的是，大明一朝从开国至今，以武臣勋贵身份，活着加封太师的一共六人，分别是：张辅、张懋、朱永、徐光祚、郭勋、朱希忠。
前面五个都是早已入土了的，所以朱希忠是眼下大明唯一一位活着加到太师这个三公最高职务的武臣勋贵。
太师不可怕，可怕的是活着的太师，因为这相当于在官阶上赏无可赏了。更别说人家的弟弟朱希孝也位居太保，恐不恐怖？
当然，如果历史不能被高务实改写的话，将来张居正也会活着加太师，和开国时期的李善长并列，成为大明唯二的两个文臣活太师。而此前权臣如严嵩，以及接任首辅的徐阶，都不过少师罢了。如今内阁里的李春芳、高拱、陈以勤和张居正只是少傅，其中李春芳和高拱是隆庆元年加的少傅，陈以勤是隆庆二年加，张居正是隆庆三年加……至于赵贞吉，他没混进三公三孤这个层次。
接下来是申时行。申时行出任“同知经筵事”从任何方面讲都是够资格的：他是嘉靖四十一年的状元出身。有明一朝，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申时行当然也不例外。他入翰林院数年之后，进宫为左庶子。左庶子是皇太子东宫左春坊的长官，职如皇帝的侍中。不过，申时行的具体职掌不是侍从东宫，而是以左庶子的身份掌理翰林院。此后又迁为礼部右侍郎，成为礼部的三巨头之一。
套用个高务实前世的说法，申时行干这个位置，叫做专业能力精湛，从政经验丰富，在多个岗位上经过充分锻炼，且职务分管正好对口。
完美。
唯一让高务实有些疑惑的是，申时行乃是嘉靖四十一年的金榜，而张居正是他的座师，高拱为何同意让申时行来负责太子经筵的具体事务？
高务实思忖：这事儿待会回去得问一问三伯。
再接下来就是六位真正给太子上课的老师了。
陈经邦是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金榜二甲第七名，排名很高，学识没问题；那年的主考官是高拱，也没问题。历史上此人后来做到过礼部尚书，这个位置是很容易入阁的，但他运气可能有些不佳，在万历十三年、礼部尚书任上跟内阁大佬闹了矛盾，辞官回家了。此后多年，万历还时不时派人探望他，但机会一直不好，未能起复。但不管怎么说，他既然是乙丑科金榜，算做高拱一派，或者至少算亲高拱一派，问题不是很大。
接下来三位：沈鲤、许国、顾养谦算是高务实的熟人——上次高拱家中门生聚会就有他们哥仨，都是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的金榜，也不必过多介绍。简单地说，沈鲤和许国后来都干过阁臣，顾养谦比他们俩混得稍微差点，但也干过蓟辽总督兼朝鲜经略(当时在援朝逐倭)，终官于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左侍郎。
然后是张位。张位是隆庆二年的进士，这一年的主考官是李春芳，是谁把他弄进名单里的，想来不必多问。
不过这里要顺便说个可能不为很多人所知的情况：明朝建立后，程朱理学的确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但是，洪武、建文年间，虽然科举考试首场的七篇经义文章严格限定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却并未规定必须以程朱理学为宗，程朱传注仅是参考之一。
此外，当时八股文尚未定型，在文章形式上也并非十分的严格。故此，士子答题时仍有一些发挥余地。永乐年间，明廷开始组织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并颁示全国，规定答题时以程朱理学的注释为准则，且须“代古人语气为之”。这才真正开始钳制读书人的思想。
而到了正德、嘉靖年间，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就开始受到挑战。王阳明汲取了老庄和佛教的心性论思想，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说。他广收门徒，力倡讲学，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信徒，而且使阳明心学迅速传播开来。阳明心学不仅在普通士人中广为流传，而且在南北两京的官僚队伍中也有很多信徒。徐阶、李春芳等高官都崇信阳明心学，在京师力倡讲学，不仅进一步扩大了阳明心学的影响，而且使之逐渐被官学和科举接纳，跻身于主流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