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么一条谣言，竟然使当时很多博学多才、阅历丰富的人也对此深信不疑。
朱翊钧本人也经历过一次着名的谣言，不过这话多少有点不准确，因为这则谣言实际上发生在他爹隆庆帝在位时。
隆庆元年，大明民间一度流传着朝廷要到江南采选秀女进宫的谣言，一直到第二年，谣言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变本加厉，甚至说寡妇必须要伴送秀女入京。
一时间，不论富贵人家还是贫苦人家，凡是家中有适龄女子的，不问贫富贵贱，一语成婚。后来据《紫桃轩杂录》记载，有户人家找了匠人为自己的女儿缝制嫁衣，当嫁衣做好，准备成婚的时候，却发现女婿已被别的人家抢去婚配了。
无奈之下，这户人家居然干脆就将女儿许配给这位匠人。可见当时民间有女儿的家庭急于让女儿完婚到了何等地步。
除了这些适龄女子外，就连寡妇也是纷纷嫁人，彼时有句诗是这么描述的：“堪笑一班贞节妇，也随飞诏去风流。”然而最后事实证明，这些都只不过是空穴来风，可惜知道真相的人们早就为时已晚，许多女孩嫁了人才知道对方的年龄比自己大出很多，也有一些嫁给了不靠谱的丈夫，甚至后来被卖身青楼，真是让人不胜唏嘘。
至于皇帝造谣，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什么刘邦的母亲在湖边做梦梦到与神仙交合，因而生下了刘邦；前赵开国皇帝刘渊向世人宣称自己是太阳精之子，号称刘邦第二；朱元章的母亲陈氏怀朱元章的时候，有天夜里梦到一位神仙给了一颗仙丹让她服下去，到朱元章出生的时候，屋里遍布红光，邻里以为发生了火灾，纷纷赶来救火……这都是耳熟能详的皇帝自我造谣。
那么，当谣言四起的时候，当政者又是采取什么措施来治理的呢？就如刚才王家屏所言，“历代治谣之法无外乎数种”。
首先便是通过严刑峻法打击制造和散布谣言者。比如西周厉王时期，厉王找到卫国的巫师去监听群众，如发现有不利言语，则把他们杀掉——这便是王家屏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典故来历。而秦朝时，秦始皇也曾下令：“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谣言诽谤者族诛。”
不过这种处置刚才王家屏也评价过了：“最是无用甚至有害的。”
事实上，中国历朝历代在社会安定时，对谣言的处置都会稍有放松，“广开言路”成了最通常的做法。
比如汉文帝即位后，对朝政加以整治，就下诏废除了诽谤妖言罪。他还在诏书中特意解释，说朝廷设置有进善言的旌幡和议论是非、指责过失的木牌，其作用就是让进谏者畅所欲言，讨论治国平天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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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的法律却规定议论是非会被当做传播荒诞不经的言论，并以此治罪，这会使得群臣无法将心里的话说出来，皇帝也不知道自己的过失，这是不可取的，因此他要废除这一条规定。
另外，汉文帝还在诏书中针对百姓解释说百姓有时互相邀约集结诅咒皇上，官吏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倘若他还有别的言论，官吏又认为他在诽谤。然而汉文帝认为，这只是因为小民的无知，因为无知而被判死刑，他认为这很不可取。
到了诏书末尾，汉文帝还特别强调“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即对他们不予治罪。可以说，汉文帝的陵寝连绿林赤眉都不敢去挖，那的确是有原因的。
至于最后王家屏所说治理谣言“最善者，则莫过于‘听歌谣于路’。”这法子也是汉朝的旧法。
这里说的其实是通过采纳谣言中的民意，来对腐败进行打击。据《三国志·魏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的《魏书》记载，汉灵帝时期曾下诏“敕三府举奏州县政理无效，民为作谣言者免罢之”，意思是让三公举报政绩太差以至于使老百姓作歌谣批评的那些官员，并对这些官员予以罢免。
显然，这就不同于秦朝对待谣言严苛的制度，汉朝的做法是绝不能一棒子打死，反而要将其视为了解社会的一面镜子。因此在汉代，“举谣言”就成为地方官一个重要的职责，朝廷规定官员们需要做到“听歌谣于路”。
总而言之，王家屏这番话的意思就是当朝者面对谣言，首先自身需要端正态度。
谣言的疯传势必会让人人心惶惶，使社会动荡，这是母庸置疑的。但是面对这种情况，执政者如果能做到端正言行，冷静下来了解谣言产出的基础，然后向百姓认真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则谣言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比如说汉成帝时期，由于当时经常发生的地震、大水、日食等现象，民间也是谣言四起，但成帝对此没有严厉打击，反而先做了一番自我反省，然后端正自己的言行，罢斥了一批不作为的官员，同时改良政治，并派官员巡行天下，向百姓说明情况。
最后结果呢？是在消除谣言的同时，也对社会治理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就是非常好的先例，也正因为汉朝在这方面表现很好，所以王家屏将汉朝“听歌谣于路”的应对谣言之法作为“最善者”。
朱翊钧也没料到自己这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