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认为，有明一代的皇权根本没有到达所谓“独C”、“空前膨胀”的地步，这一点除了国事决策的过程可以证实，也可以从大明言官——尤其是原历史上万历中后期他们对皇帝的个人批评，甚至应该说猛烈抨击可以证实。
其实早在明代以前，中国很多朝代都设有专门的进谏官职乃至相关部门，负责劝谏君主，避免因君主暴虐无道而损害整个统治阶级，乃至国家整体利益。
这就是文人所谓的“道”，也是儒家学说中高于一切，当然也是士人心目中高于君主的最终原则，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认为这也是“忠”的最高体现。
所谓犯颜直谏，便是建基在这个“道”之上，这也真正解释了为何敢于直谏者往往为后世冠以“忠臣”之名。
当然，谏官固然有责任劝谏乃至批评君主，但无论是何朝何代，言官进谏都不是为所欲为的，而是有着许多语禁与限制，以明辨君臣尊卑名分的。
蔡明伦在《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中说：“这些戒律(言官进谏时需注意的语禁以及各种限制)包括不得扬君父之恶，严禁以下讪上；臣子进谏要‘不可则止’，即在规谏君主时，君主如不采纳，必须适可而止；‘非礼勿言’，即臣下进谏时必须注意事理、形式、态度、分寸，恪守礼法，讲求进谏的态度和技巧等等。
与这类观念上的戒律相应，历代法律都有惩处言罪之条，如非议朝政、触犯忌讳、妖言惑众、冒犯君长、不敬君王等。”
然而，正是这项各代王朝皆为言官群体遵守的规定，到了明代，尤其是历史上的万历中后期，偏偏却遭到了严重的冲击。
言官对于万历批评之激烈，甚至可以说是对万历个人品德操守的猛烈攻击。这种激烈，恐怕是整个中国历史之中前所未有的。
《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评》中，对言官批评万历情况有这样的描述：“早在万历十七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就痛斥神宗‘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毒俱全；
万历二十五年，左副都御史张养蒙也指责神宗‘好逸’、‘好疑’、‘好胜’、‘好货’。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抨击，前后相继，几乎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将神宗置于铺天盖地的非议之中。”
又如《明史》记载，户部给事中田大益在万历三十二年八月，上书抨击万历个人操守：“陛下专志财利，自私藏外……君臣上下，曾无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变异……皇陵为发祥之祖而灾，孝陵为创业之祖而灾，长陵为奠鼎之祖而亦灾……
臣观十余年来，乱政亟行，不可枚举，而病源止在货利一念……陛下中岁以来，所以掩聪明之质，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止为家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
如夏桀陨于瑶台，商纣焚于宝玉，幽、厉启戎于荣夷，桓、灵绝统于私鬻，德宗召难于琼林，道君兆祸于花石……”
在将万历比为桀、纣、幽王、厉王、桓帝、灵帝、徽宗等历史著名昏君后，田大益毫不留情的说道：“覆辙相仍，昭然可鉴。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一旦变生，其何以托身于天下哉！”
这骂得可够狠？说是狗血淋头也不为过了吧？可是朱翊钧对此的态度又如何呢？
面对如此铺天盖地的批评，甚至是对于皇帝个人的全方位攻击，万历对此的态度居然只是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理会。
对此，《明史·田大益传》是这么记载的：“上章者虽千万言，(万历)大率屏置勿阅。”——任你骂得再狠再多再不堪，朕只当没看见。
朱翊钧这样的反应只是因为脾气好吗？显然不是，他要是脾气好，当年张居正怎么差点被挖坟鞭尸的？
原历史上万历对待言官的集体激烈抨击乃至谩骂，皆采以留中不发、不予理会的方式冷处理，其实是从侧面反映了明代尤其是中后期皇权的疲弱，根本到不了所谓“君权空前绝后的膨胀”。
而这些，也正是之前所提及“尤其如万历等怠政之君主权力，始终无法恢复于洪武永乐朝之皇权巅峰之因”。
然而在后世很多人那里，每每论及言官之直言，便常有论者便要提出所谓“廷杖之下，臣子噤若寒蝉，不敢奏对忤旨，甚至只懂阿谀奉承……如此便造就了明代君权独C的空前膨胀”云云的陈腔滥调。
这类论点看似合理，但若细究历史，则发现所谓“廷杖令士风颓靡”一说，只是想当然的推论结果，并不符合史实，也并不成立。
事实上，当时许多言官沽名钓誉，以廷杖作为获得声望乃至升迁的手段。正如当时礼部尚书于慎行所言：“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遣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
许国也曾愤慨地指出：“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
而孟森也曾道：“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倾慕。”
可见，所谓“廷杖之下，士风颓靡，只懂阿谀奉承”之论调，恐怕与明士风之实况所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