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史》的分析来看，郑和受命组建船队下西洋，主要有两個原因：
⼀是由于自⾝得位不正，在冒险攻取南京夺取帝位后，建文帝却不知所踪，朱棣⼼⾥并不踏实，派人大江南北明察暗访之余，担⼼建文帝流亡海外。毕竟在当时东南亚地区有不少华人经商居住，因此，打算派⼼腹郑和下西洋，以寻找建文帝的踪迹。
⼆是朱棣在坐上皇位后，为了彰显自⼰的正统性，打算与海外各国建⽴外交关系，将他们纳⼊朝贡体系。派出的船队不仅携带大量瓷器、丝绸等硬通货，还随船驻有大量武装军队，显示大明兵精国强之势。
根据众多的史料来看，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最主要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宣扬国威，以表现自⼰的“天朝上国”地位。
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写的《西洋番国志》记载：“永乐初，敕遣中外重⾂循西海诸国昭示恩威，扩往圣之鸿规”。
很明显，永乐帝希望通过庞大的舰队来展示明朝的强盛，达到“招抚远人”、“万国来朝”的景象——这不奇怪，中国古代总是将自⼰看做是“天朝上国”，⽽将其他国家和民族视为“蛮夷”，认为世界所有的“蛮夷”都应该⾂服于“天朝”，向“天朝”朝贡。
这⼀点是有据可考的，例如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之时，曾经⽴⽯碑记载他对于七下西洋⾏动的目的：“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琮贽，重洋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绮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柔远人也”。
但很显然，这个说法只是明面上的，真正要看清郑和下西洋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不得不从永乐朝时期的国内国际形势谈起。
首先要说⼀下永乐时期作出的几桩大事所需的开支问题。
朱棣继位之初，除了安定国内人⼼，稳固统治基础外，边境也面临着棘⼿的问题，北⽅的北元蒙古残余势力依然强大，不时地侵袭国境，南⽅交趾郡也有脱离明朝统治的想法。
于是，为了进⼀步彰显自⼰的正统性，永乐三年⾄永乐⼆⼗⼆年，朱棣先后五次亲征蒙古，每次都出动⼗多万兵马。
此外，又派成国公朱能、英国公张辅四次南征安南；⼜着⼿迁都北京，征调⼯匠、民夫上百万人扩建修建紫禁城，大修武当⼭，尊崇真武大帝等等。
这些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些钱粮⼀⽅面来源于国库，另⼀⽅面则来源于皇帝的内库，没有⾜够的收⼊来源是⽆法有效支撑这些政绩的。
其次建造维护庞大的郑和船队也需要极大的财力支撑和消耗。要想完成⼀次下西洋的⾏动，朝廷必须为此付出巨额的财力支出，这又体现在以下几点：
⼀是在船只建造支出⽅面。郑和下西洋所选⽤的远洋航船，其载重量为“五千料”——好家伙，京华的二级战列舰如“东昌”号都只有4000料，却
。已然是东亚海上的巨无霸了，那么五千料是什么概念？那是京华还在研究定型阶段的一级战列舰的预计吨位。cascoo.net
⽽郑和船队每次往往由六七⼗艘同类型的船只组成，再加上⼯匠人员支出、⽊材运输成本等，建造⼀支远洋船队的成本可谓是天文数字。
当然，因为京华纯军舰的造价其实远高于民船，所以宝船的单舰成本还是比京华军舰要低很多的。这里的造价差异之中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在于京华军舰上价格高昂的火炮非常多，所以主要是火炮大大拉高了造价。
另外，造宝船用工多是军匠，给工钱自然比高务实名下的商业造船厂低；造宝船的木材很多事直接在军屯地砍伐，成本约等于只要运费，也比高务实拿到的低得多。
但即便如此，罗登懋著《三宝太监西洋记演义》仍然这样写道:“这个船数⼜多，制作⼜细、赞⽤⼜大，须是支动天下⼀⼗三省钱粮来，⽅才够⽤”。
所以高务实现在的船能卖这么贵，一来是成本的确比朱棣高得多，二来是海贸的利益的确太大，参与海贸的豪强巨富并不怕成本高点。
⼆是采购物资成本。郑和下西洋虽然带有“宣威海外”的重要使命，但是与海外各国做⽣意采买货物也是重要任务。为此，在船队出发之前，朝廷必须大量采购瓷器、丝绸等货物。
虽然朝廷并没有通过市场议价的⽅式进⾏采购，往往采取低价采买的⽅式盘剥各类⼯匠——这也成为日后下西洋⾏动被人诟病的重要诱因。但是，单单采购巨额货物本身，就已经是⼀笔巨大的开支。
三是对海外各国和随船官兵的赏赐。在远洋航⾏中途中，郑和遵照朝廷旨意，会对承认朝贡关系的属国进⾏封赏。⽐如《奔⼭堂别集》就记载了永乐三年朝廷对占城国王的赏赐：
“赏赐占城国王黄金百两，⽩金五百两。六年，⼜赏赐黄金百两，⽩金五百两，锦绮纱罗五⼗匹，彩绢百匹。”
此外，由于海上航⾏任务艰巨，时间总是长达数年，随船官兵人员损耗较大。为了激励将⼠⼠⽓，在每次航⾏归国后，皇帝还要对船队官兵进⾏大规模的赏赐。如永乐九年就⼀次性赐“钞⼆⼗万锭并彩币等”。
根据《论郑和下西洋》⼀书中的考证，仅是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