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白峰就彻底疯了。有的时候他自言自语，有的时候他大喊大叫，有的时候他痛哭流涕，有的时候他哈哈大笑。
但他是个文疯子，连发病的时候都只伤害自己，从来没攻击过别人。
所有人都说他傻，既然都已经疯了，为什么不宰了那些欺负他和他家人的畜生？
可这个疯子心心念念的不是复仇，而是要证明一个清白。他人生所有的不幸，是从这个清白丧失开始的。
就算他疯了，他依然坚信，如果不是被扣上了□□的帽子，他和他的家人不会遭受这样的命运。
可谁又会给一个无儿无女无家人的疯子平反呢？就算不给他平反，谁又能找他们的麻烦呢？
所以从1978年到现在，谁也没管白峰的事。
纵然如王上校这种见多了人间悲欢离合的人，在看到厚厚的卷宗记录后，依然忍不住长长地叹了口气，甚至感觉言语苍白，没有任何字眼能够表达他内心真正的情绪。
因为两位男同学去医院照顾白峰了，王上校把田蓝和方秀英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跟他们简单说了下情况，然后再度保证：“这个平反工作我们一定会催促农场方面好好做的，绝对不让他们拖拖拉拉的。”
两位女同学对视一眼，不约而同道：“他不能回研究所吗？”
田蓝继续说下去：“他是在研究所被冤枉的，研究所有义务还他一个公道，并且要为他的下半辈子负责。这是你们应尽的义务。”
否则，如果做了恶的人都不需要承担责任，那这个世界岂不是太荒谬了。
第152章 八零知青不回城
研究所想给白峰洗刷冤屈, 摘掉他头上那顶右.派的帽子，彻底为他平反，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将他的组织关系转过来。
否则, 名不正言不顺。
但在80年代初, 想要转一个人的组织关系真不是件简单的事。首先你得有指标，其次你还得有过硬的理由。
不说指标紧俏的堪比自然灾害时期的口粮，一堆职工家属等了几十年都没弄到指标转到同一个单位；单一个转人的理由，就实在够呛。
研究所又不是街道工厂这种大集体单位, 但凡是个人，还活着, 都有借口把人弄回来。它要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啊。
白峰的确专业出身, 但他已经疯了。研究所要个疯子有何用？
田蓝急了：“他是怎么疯的？他就是硬生生被逼疯的。他为什么会发疯？归根到底，不就是头上的这顶右.派帽子吗？”
王上校有一说一：“他在监狱里还是正常人，还给大家上课呢。”
真正被关进大牢的右.派并不多，结果他们监狱却有好几位右.派分子。不知道管理方是怎么想的，大约是怕这些右.派分子污染了其他纯洁的犯人, 所以干脆把他们关进一间牢房。
白峰就成了这些牢友的老师。他在解放前就做过高等教育, 还是留过学的高材生。在那个年代，是难得的高级知识分子。
狱友们普遍年纪比他小, 有青年工人还有中学生。一开始大家不愿意学习, 后来发现不用学习转移注意力, 他们会在自我否定中活活逼疯自己。
明明他们响应号召，为单位为组织寻找缺点, 怎么就成了攻击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了。我们党优良的作风难道不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吗？人民监督难道不是我们杜绝自己成为李闯王的法宝吗？
就这样, 白峰在监狱里收了一批学生。先开始是这几个右.派分子, 后来随着他们陆续刑满释放, 他又多了其他狱友。他的学生就愈发繁杂，有小偷，有贪污犯，甚至还有杀人犯。他居然也能坦然地继续当他的老师。
出狱转去劳改农场时，连监狱长都帮他写信，证明他在牢里受到了积极的改造，推荐他去农场当中学老师。
王上校认真地强调：“这些证言都能证明，他发疯的真正原因不是在研究所被打成了右.派，而是在农场遭遇的折磨。妻离子散，孤家寡人，彻底摧毁了他。”
田蓝真的很想翻白眼。
人果然是生物啊，生物的本能就是趋利避害，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能推诿就推诿。
到了这个时候，还要在“究竟是什么逼疯了他”的细枝末节上纠缠不休。
她扯了扯嘴角，认真道：“那研究所好歹也算白峰老爷子的娘家吧，当年他是在研究所被划成右.派的吧。”
王上校头痛：“田蓝同志，平反是件很严肃的事，他必须得经过严格的流程。白峰同志的遭遇，我们都非常同情，但我们不能越俎代庖。”
“那我们能替他申冤吧。”
“你怎么就听不明白我的话呢？他的组织关系不在……”
田蓝摇头，打断了王上校的辩解：“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既然他的妻儿都是惨死，那是不是应该为他们讨回公道？他的妻子被人侮辱，他的儿女死于武斗。强.奸是重罪，过失杀人也不应该免于刑罚。白峰是疯了，没办法为妻儿讨公道。研究所作为他的娘家人，难道不应该站出来吗？”
王上校目瞪口呆，下意识地强调：“这要怎么讨公道？田蓝同志，你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