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政治，从来都是妥协的艺术。
若是按照这种说法，那生活处处都是政治。
因为人类社会的进程中，一直都有着趋利避害的天性，故而，一直都在追求双赢。
想要双赢就必须妥协。
甭管陈云甫承不承认，现在的他，越来越像是一个成熟的政客，好听点说，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官员、好家长。
可本质是不会变的，陈云甫在政坛政治领域，已经越加的成熟和熟稔了。
他驾轻就熟的给他人分享蛋糕，同时不动声色的引申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上，在拉拢一批支持者的基础上，要褫夺走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官员属于士，地主属于绅，自古以来，每一个官员的家族在当地都是地主，因此，士绅阶级永远牢牢绑在一起。
中国的近代史随着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而拉开帷幕，等到资本萌芽后，这些腐朽堕落的士绅阶级继而逐渐又向买办阶级衍化，继续绞尽脑汁、穷尽心力的攫取、压榨国家利益和地方百姓血汗。
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虽然很令人发指。
可士绅阶级真的就是铁板一块吗。
陈云甫可以很笃定的说一句：“从来没有哪个阶级可以做到铁板一块。”
永远都有背叛阶级者，也永远都有因为利益考量而出现的内斗者。
士绅阶级的说法本身就站不住脚，士归士，绅归绅，两者有着如此明显的区别，怎么可以混淆在一起，并称为一个阶级呢。
士者，权力的拥有者，具有行使国家公权力的特征，因此士，在地位上显著高于农、工、商三个群体。
绅者，土地的拥有者，他们的根只在于土地的产出，逢旱涝灾年，照样要望着苍天落泪，顶了天算是掌握一定生产资料的有产富农罢了，归到根处，还是农，富农。
古代的官员把士和绅绑在一起，说到底，就是古人共有的群像符号：土地情结。
所以古代官员一般都会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老农气味。
他们大量的贪占土地，越多越好。
因为这些个官员想不到除了土地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有资格称为权力红利。
所以，若是有了解中国近代史的朋友会发现，在广州十三行最繁荣那几十年，广东的官员和晚晴内陆的官员完全是两种状态。
广东的官员就像是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家里用着新鲜的西洋物件，穿着西装或者各种奇装异服，追求美观和轻便舒适，并且日常中可以很快接受层出不穷、迭代进化的新科技产物，可谓是山羊放了绵羊屁，既洋气又骚气。
而晚晴内陆的官员就像是没解放前的老坑农民，愚昧且落后，除了钻脑子如何逢迎那位老妖婆之外，就剩下一个抽大烟调戏府里小丫鬟了。
现在陈云甫在做的事，就是着手慢慢把士绅分割开来。
要让士也就是官员，逐渐从土地上分离，更多把目光、精力投向更多更新鲜的事务上，哪怕他们贪吧，也别总想着贪土地。
而分离两者的第一步，就是先从这一体纳粮开始。
国家有钱，朝廷给官员加俸是水到渠成的事，所以，搞活经济，搞富国家，蛋糕越做越大，大家分吃到的也就能越来越多，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简单的道理不好简单说，需要具象化到行动上，那就需要陈云甫通过政策的方式来引导这些个腐朽落后的官员逐渐启蒙。
有人可能会说，那为什么不兴办一所学校，直接教育出一批年轻的后生，然后充任到官员的岗位上，这不就全部搞定了。道理确实是这样不假，乍一听也很对，可问题不是出在这。
还记得陈云甫曾在河南，和时任河南布政使的成耀在罗家庄外的那番谈话吗。
当时两人聊到了《西山政训》。
《西山政训》不算是什么特别出名的典籍，类似总结官员为官之道的书，从百家争鸣到明清资本萌芽，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很多为官的大道理，几千年前先人们就都懂了。
后面继任的官员哪怕到几千年后，为什么还有做不到的，问题不是出在换一个王朝、换一个国家制度就能解决的，因为这是人性问题。
懒、惰、贪、腐这是人性，几千年后的官和几千年前官，本质上没变啊，唯一的区别，就是古代的官会之乎者也，后代的官会数理化，这只是时代背景不同，两者学的知识不同而已，本质上不都还是人吗。
是人，就会犯政治错误，犯政治错误就会在地方拖累国家整体向上的政策。
因此，就算陈云甫手把手教出一批新学生来当官，他们做了官接触到了权力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谁又能说的准。
“国家一体纳粮，是本辅深思熟虑后提出的，现在国家看似财政非常健康，但处处都是用钱的地方，给官员加俸需要钱，支持五军府对外征战、开疆辟土需要钱。
没有钱，朝廷什么也做不了，我们都只能囿于中州这一地一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