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属于个人，而是各地教会拥有使用权，但所有权归僧道教录司，由朝廷授任的僧道教官负责具体管理。
甚至也一样得交税。
朱以海还提出一条，僧道教的僧道传教士，都不许结婚生子，不得有私产，不得吃荤腥。
天主教有的那一套等级分明、中央集权、逐级管理的教阶体制，也就是所谓圣统制，在基督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参照帝国官阶体制而完备，其主体由主教、神父、执事组成，授职须由主教施行，教廷的教宗是最高首领。
朱以海当然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难道大明的教会和教职还要罗马教廷授予并干涉管理？
这不是干涉内政吗？
管你什么教，到了中国就得本土化，就得接受朝廷的管理，传教士得考试获取度牒，教堂设主教，要由朝廷选派任命，各地教堂都要按省道府县等接受各级机构监督管理。
罗马教廷根本没资格来指手划脚。
就算是他们重要的活动弥撒等，也要本土化······
汤若望、毕方济等听的目瞪口呆，完全无法想象改革后会是何种情况。
朱以海可不管这些，当朝廷制订了新法后，一经正式颁行，那么教会就得执行，违者轻则驱逐出境，重则以非法传教、邪教等罪名处置，下狱甚至流放、处死等。
基督教是罗马国教，在欧洲拥有众多信徒，十六世纪，马丁路德等发起浩浩荡荡宗教改革，基督教内部也开始分化，欧洲北部的许多人开始反对罗马天主教。
宗教斗争本就和政治斗争一样，从不停息。改革后，有一些基督徒想要挽回颓势，于是开始前往未经开垦的东方世界，想扩大自己宗教势力范围，
耶稣会就是在此期间成立于巴黎，得到教皇保罗三世批准，由罗耀拉担任会长，罗耀拉是西班牙贵族，曾创办了罗马学院和德国学院，有丰富的宗教活动经历，对教义也有独到见解。
他不赞同罗马教会的一些陈规陋习，反对苦修斋戒等行为，主张教徒们加入到社会中去，从事经济政治各个领域的事务，他也信奉为都督征服世界，主张海外传教。
利玛窦、汤若望、毕方教等都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取中国名字，穿中国服饰，翻译西方书籍，积极参与政治，也很快进入上层，甚至影响皇帝。
可对于朱以海来说，他们越线了。
天主教你就得复古，你就得虔诚苦修，就得斋戒。
其它事务不是他们该关心的，更不能充当基督教征世界的先锋。
朱以海让他们好好苦修斋戒，有空的时候可以研究教义、翻译西方天文地理等西学，至于其它的，就不要乱参与了。
他打算在东京建立译经院，集合一些有名的传教士，让他们翻译西方的那些科学着作，以及文学艺术之类的，也让大明士人可以学习借鉴。
以后中国的教徒，也必须得祭天拜祖、供奉君王。
教会神职人员也是一样，不仅要入乡随俗祭天拜祖还要效忠皇帝和朝廷，要向朝廷纳税服役，并且不许结婚，还不得吃荤。
若是能够遵守这些，那自然可以传教。
另外，皇帝还规定，信奉佛教、天主教、新月教等的信徒，他们需要向朝廷缴纳宗教税，什税一，这是额外的税，也是为信仰买单。
这笔税，入国库特别库，专用做军费储备。
信奉自由，但如果信奉儒家以外的宗教，必须得登记，还要缴纳什一税，如果不登记，不纳税，那就是非法组织罪等，要严厉处置。
“陛下，这是对我们的偏见，这样是不合适的。”
朱以海对年近六十的汤若望很不屑的笑笑，“你也来中国近三十年了，而且朕看你当初先在大明崇祯朝为官，转身就又献历书给满鞑子，也不是什么忠厚之人。
跟朕在这里说这些？”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更何况，这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朕没取缔教会、驱逐你们，也已经是十分客气了。
你们若是不高兴，可以现在就离开，朕绝不限制，但若要留下传教，就必须得按朕定的规矩，按朝廷的律法来。
任何教派，都不得凌驾于国家之上，不得凌驾于律法之上，你们也一样。”
汤若望修的那本历法书，倒是不错，朱以海打算安排人跟他们再精修一下继续使用，他甚至打算继续特聘汤若望南怀仁为钦天监的编外研究人员。
但是不会再用汤若望做钦天监正，也不会再给他授予官职，更不可能再当什么天子帝师。
这洋老头，可以到国子监再当个客座教授，开门西方课程，但想参与朝廷政治，没门。
“你们自己考虑吧，朕给你们三天时间考虑，下个月开始，就要对教会全面清理整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