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需要进一步在法典中明确。尤其是佃租，必须得是基于平等关系和自由意志，得是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缔结佃租契约，双方之间没有隶属、依附关系等超经济强制罪第，不得有人身依附性的、部曲庄园经济下的隶属性佃租关系在。”
朱以海翻看着太子和文安之呈上来的新民法典草桉，看到其中土地篇时，指出了立法的不足之处。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而土地永远不可能人人都有，绝大多数的土地只会在极少数的人手里掌握着，生产规律会使的多数农民只能成为佃户，他们的命根子也就因此被地主掌握着。
在唐代时，佃户甚至是依附于地主豪强的，甚至没有户籍，后来才慢慢放开，成为国家客户，但依然严重依附地主，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就算哪怕到了如今一六四九年，佃户也是要受地主的影响，这就好比你哪怕到了三百多年后，给人打工的，也一样要受老板们的一些控制一样，因为他们掌握了生产资料。
“江南不是早就有了田骨田皮的两权分立吗？所有权和佃租权分开，这是值得鼓励支持的，契约，这个很重要。
朝廷既要保证百姓有佃租的自由，也得有退租的自由，还必须得在法典中明确，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仅仅是承租土地的关系，双方立契佃租土地，在法律框架内，自由约定佃租，然后完成契约便可，不得有其它方面的强制约束关系。
种地就只是种地，不能再额外的给地主干其它活，也不能再地租外再交其它产出。
佃户可以自由的租佃，也可以自由的退租，佃租也必须在朝廷的保护限定以内。
租约最好是能够三五年起步等。”
朱以海非常重视佃户和租地这些情况，因为这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底层根本。
朝廷也要承认佃租权的转租，只要佃租不超红线，同时转租必须得取得地主的见证即可，地主不得阻拦也不得额外收费等。
除此法，朱以海强调仍然要立法干涉土地兼并问题，必须确立拥田限额红线，根据不同官阶爵身份，拥有不同的田额，不得超额。
还可以把这拥田额再细分为在不同省、不同道、府、县、乡的限额，这样就能严控兼并。
朝廷允许适当的兼并，但必须得在限田额内。
假如一个没有半点官阶爵的平头百姓，那么一丁最高只能拥地百亩，就算有钱了，也不能购买超额。
如果拥有秀才举人等科举功名，或是入伍后晋升士官，则都可以再增加田额，如果授官或是授勋、授爵，也可相应增加田额，但这些基本田额外的新增田额，应当限制不得在原乡购买，得在其它地购买，甚至比如一乡内只得限制购买百亩等一些条件。
这样就能避免一地出现地连阡陌的大地主豪强，免的一些大地主在一个乡里就垄断绝大多数土地的情况，避免他们在乡里通过这些土地，获得不该有的一些话语权，控制佃户。
朝廷划定拥田额，限制最高租约，禁止佃租有人身依附、强制等情况，都是为了长远稳定。
假如有个勋戚，功勋高钱财多，合法的获得了一万亩田额，那么他这一万亩地也不能都买在一个地方，有钱也不行，他的田额得分散在比如一百个县，虽然这样会增加管理成本等，但对朝廷来说，有好处，有长远好处，值得去做。
当然，具体的可以再详细考量标准，比如说江南地区，每人一县限买百亩，而西南省份，可以提高标准，限两百亩，或关外辽东，可以限三百亩等等，按实情情况来制订标准。
但这个底层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朝廷得有这么一个核心的精神。
对土地，得进行监管，对兼并，得适当抑制。
还得灵活，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允许在规定范围内的适当兼并，但土地买卖必须得纳入监管，还得交纳契税，土地租佃，也一样得在官府立契登记存档等。
不管怎么说，大明就算中兴了，也仍会是以农耕农业为主的王朝，所以土地就是最主要最宝贵的生产资料，许许多多的生产关系都是由此而来，这就是最关键的一环。
既不能完全不抑兼并，也不能完全搞分田授地，因为都不可持续，难以长久健康发展。
中原王朝难以超过三百年，灭亡前有个必然的情况就是土地严重兼并，然后带来严重的农民生存问题。
这个东西不是简单的发展工商就能解决的，因为社会生产力还达不到后世那种。
这就好比到了后世时，虽然工商大兴，但国家也必须立法保障打工者们的基本权益一样，劳动法等等，保证干活能拿到工资，甚至制订最低工资标准，保证加班权益，保证休假权益，保证交社保医保，保证工伤有赔偿，保证解雇有补偿等等。
现在是农业为主，绝大多数人都会是佃户，所以国家必须给佃户做好基本保障。
“该写上的都得直接写上，得白纸黑字的列在法典里，将来还要铁铸铜印石刻的，还得注明违法后的相应处罚，必须得清清楚楚，要让违法者付出足够的代价，这样才能保障法律的威严，也能达到立法保障百姓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