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最早要追朔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其中西方国家和东亚各国开放金融市场和放松资本管制共同打造了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全球的供应链重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到本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的供应链主要在像东亚的霓虹和高丽，亚细亚的四小龙转移。
跨国公司门通过监控和协调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工厂，通过商业运作突破地域限制，达到了效率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这一时期经济和文化空前活跃，也给亚细亚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随着霓虹迎来失去的三十年，曾经的亚细亚四小龙经济几乎完全停滞，这一切的根源不仅仅是亚细亚金融危机。
更是因为新的庞然大物—华国，即将入场。从2001年华国加入WTO后，这一具有海量受过基础教育并且成本低廉劳动力的国家，在迅速吸引全球的制造业进行转移。
以至于从2012年起，每年的G7会议虽然没有华国的参与，但是所涉及的主要议程都离不开有关华国制造的问题。
华国不仅仅拥有海量的人力资源，同时具有日益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所必须的廉价水电。
是的，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华国提供的水电廉价且稳定。
同时华国的优势不仅仅在于上述物质世界的优势，还包括前所未有的动员能力，上层意志无比强大。
曾经华国某高层在座谈会上对华国无法生产圆珠笔头表示遗憾，一年后某省钢铁公司便完成了圆珠笔头的自主研发。
动员能力强大带来的是华国不甘心于只在制造业的底层，他们向上攀爬的决心和意志无比强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国产业链的上移让西方发达国家从嗤笑变成质疑，再到观望，一直到18年的恐惧。
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占据产业链上游的华国，这一旦成为事实，那么阿美利肯的三条腿将被斩断一条。
所谓阿美利肯的三个赖以收割全世界的优势分别是高端制造业、金融业和军事能力。
其中军事能力和高端制造业相辅相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华国已经在逐渐蚕食中端制造业市场。
随即而来的是制造业的转移，西方国家从18年甚至更早的2015年开始陆续将产业转移到更加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
其中阿美利肯将产能往周边的Mexico、Brazil等地转移产能，霓虹和高丽在往东南亚各国和India转移产能，西欧选择的是东欧和turkey。
这一供应链转移的高潮就是2022年到2024年这段时间。
华国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供应链的转移。
因为供应链的转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供应链转移过程中涉及到的电机、基建、机床等一系列中端供应链产品，华国是能吃下绝大部分的份额。
对于华国而言，需要考虑的是供应链重组转移后，如何继续维持庞大的产能。
同时华国从2015年开始的供给侧和环保战略，清理了大量的中小型矿企，形成了新的煤钢有色产业链。
这一阶段完成后，华国展开了碳中和和碳达峰的国家战略，与之配套的是新能源产业链。
新能源产业链不仅仅是新能源车，还包括风能、太阳能等上游行业。
这一整体能源战略的转向带来的是近几年新能源相关公司的高歌勐进。
但问题在于中下游的电动汽车配合物联网和5G通讯体系，面临着高端芯片的遏制。
虽然汽车芯片不需要14纳米以下的制程，但是芯片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制作工艺，还包括硅片材料、封装、设计软件和光刻胶等。
年仅20亿米元营收的光刻胶市场，却催生出市值高达五千亿rmb的企业，纯纯的市值泡沫，甚至该企业的光刻胶最近两年才得到国产厂商的认可。
华国在半导体可替代的过程中催生了泡沫的同时，也带来了希望。
但是能否在西方发达国家完成产业链重组前顺利突破芯片封锁原本我是持悲观态度。
因为华国的资本投机大于投资，没有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制度的资本市场是无法做到真正的价值投资，也就更别提和伟大公司共同成长。
在这种悲观预期下，一旦高科技的替代没有成功，同时供应链被欧美在东南亚和南亚完成重组，那么华国毫无疑问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顺便提一句1985年阿美利肯和霓虹签订广场协议后，不仅仅是采取金融手段，同时在1987年到1991年开展了半导体贸易战。
采取的手段包括逼迫霓虹出让百分之二十的市场份额给阿美利肯企业，逼迫当年霓虹五家电子巨头中的三家放弃存储行业，扶持了高丽的三星。
在后续的四年开展了电信战，造成霓虹股市和地产的长期萧条，阿美利肯资本乘机抄底，控制了霓虹百分之三十的金融业和百分之二十的产业资本。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阿美利肯资本造成了霓虹银行超过万亿米元的坏账，让霓虹彻底失去了在半导体和通讯行业的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