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胆子独闯锡兰，可只怕未必敢真的敢把宝石什么的藏出来。
只要运气好，没病死、没因为下雨矿道塌了砸死，自己说不定还真有机会看到弟弟。
权哲身倒是没有赵立本这么兴高采烈。
虽然地上的蓝奶石铺路、两侧的店铺林立、街上生机勃勃，比之汉城甚至都要有人味儿。
可一股子礼崩乐坏、天下已亡、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的味儿，弥漫在这街巷之间。
出于儒生的身份，天然地不是很喜欢这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不过他也只是抽了抽鼻子，还是跟着赵立本一同去了前面的那幢楼房。
转过街道，又走了一段距离，便来到了车夫说的地方。
很有风味的一片建筑，找到正门，推门进去，里面坐着两个人，见二人一进来就摆手道：“最近不招工。”
赵立本连忙表明来意，报上名字后，递上去了一块钱，坐在那的人便熟练地摸出来一套名册。
把工组名册先放到了一边，拿出来旁边一套按照姓氏的名册，在那寻找。
权哲身则背着手，看着墙上贴的一些让他很不适应的东西。
一份是工时表，一份是明确的工资表。
矿工们每个月会放三天假，初一、十五、三十，都会放假。
平日上工、下工的时间也有定数。
工组挖到的矿石，还有计件工资，给提成。
剩下的，就是一些需要遵守的规矩。
看的权哲身一阵晕眩，他可真的是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毕竟他在朝鲜国，要么是奴婢，要么是劳役，着实有些不适应这里奇怪的工作制度。
但看起来，好像……好像这里的生活，确实不错。
权哲身心道，莫非这里开矿的，都有上古君子之风？
天朝上国，果然不同。
然而，实际上他想的大错特错。
吊毛的君子。
大顺的资本家当然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这纯是被逼出来的。
当然，除了逼之外，大顺的技术进步，导致大顺从宝石行业中获得了超额利润，也是一部分原因。
其实，如果搞“大顺特许锡兰公司”，不用脑子，用丁丁想，也可以知道，资本不会选择华人作为劳动力，而是会选择运费更便宜和有种姓制度反抗度更低的泰米尔人。
泰米尔人到锡兰的距离，并没有从南京到上海远。
华人雇工到锡兰的距离，却相当于从上海到阿拉木图。
运一个华人的成本，是运一个泰米尔人成本的20倍不止。
而且，当年南洋的事，巴达维亚乌衫党，也给大顺的新兴阶层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象：华人逼急了，就容易反抗，远不如种姓制度下的人驯服。
资本如果不受约束，会选哪个？
官督商办，从纯粹利润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肯定不如官不督、资本完全自由的利润……或者叫“效率”高。
某种程度上，刘钰的诸多变革类似于【客观上】完成了一项历史上进步的事业，纯是借助大顺的特殊情况，来完成一项历史和生产力意义上的进步。
刘钰是经常站在资本的一边，打压小农、镇压起义、有时候还要在朝中为资本家们保驾护航，但要说刘钰真正和他们站在一起，那肯定也不是。
实际上刘钰做事的逻辑，其实很简单：
保证资本投资的利润，比在大顺买地收租高、且高过历史传统带来的对土地的信赖加成就行。
资本逐利，就像是水往低处流一样，是个基本的规律。
包括大顺的土地兼并，其实也是符合土地私有制下的逐利规律的。
早就有人说了，家有钱财万贯，今天赔了、明天烧了，远不如土地，战乱之后，张家的仍是张家、李家的仍是李家，本身收租的回报率也不低，还有充沛的避险投资性质。
土地私有制加土地买卖允许，资本自然往土地、放贷上跑。无形之手嘛。
所以刘钰非常欣赏“西方人用火药征服世界、中国人用火药做爆竹”这句“反思”——反思错了，这分明体现了中国人民很早就有的市场经济精神，利润导向。
伽利略这种威尼斯军械局资助的力学研究、拉瓦锡这种火药局局长的化学研究，分明就是逆市场经济的国家管控和政府引导下的“邪路”嘛。
刘钰也没琢磨着靠意念，愣是改变这个规律，幻想什么资本家是一个民族的就一定会为民族崛起、大争之世而放弃利润。
他只是在利用这个规律。
水从甲流到乙，不是规律；甲比乙高，水从高流向低，才是规律。
那就简单了。
可以把乙垫高一点。
比如他在松苏地区，搞全面的田亩清查、标准十一税，提升土地价格，降低买地收租的收益，转为货币租压低粮价逼佃户退佃逃亡。
也可以在再挖一个丙，比乙要深。
比如关东、南洋的大开发；海外贸易等等。
他在苏北，对盐户进行残酷镇压，就是让投资苏北垦荒的利润，要比把钱在松苏买地收租的利润高。
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