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历史上北洋时代推广长绒棉所总结的：必要大灾之后，赤地千里，政府掌控土地，垦荒屯田安置灾民，方可推广。
要么，如刘钰在苏北做的那样，用刺刀、皮鞭、棍棒、军队，让原本的小生产者、小农，生不如死，资本圈地，改良棉种。
要么，需要一个根本不在意百姓死活的商业资本控制下的政权，强制推广，强制征收。
要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能够将统治能力深入到每一个村庄，强大的组织力可以做到省里面下发下来的棉种，一个月内行政官员和干部就能在每一个村庄推广。敢继续种植短绒棉的，村干部带人直接铲平，一棵不留。
除此之外，并无他法。
虽然残酷，只是现实。
否则，良种很快就会退化、杂交、变异、变短。
大顺每年都能从孟买，进口不少的苏拉特棉花，用来平衡东北棉裤导致的升高的棉花价格。
让做棉裤、棉袄、棉被等填充物的棉花，用苏拉特棉，从而继续压低苏北棉作为织布原材料的价格，确保每一斤苏北长绒棉都被作为工业原料。
另一个原因，是皇帝看着这几年华北有种植棉花的趋势，非常不爽，担心统治的核心基本盘区，不种粮食种棉花，出大事。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孟买和苏拉特，并不是此时大顺的势力范围，这问题倒是不大。
商业嘛，只要有钱赚，就能有买卖。
至于大顺为什么能够在苏拉特买到便宜的、比较上等的棉花原材料，而当地为什么不把这些棉花搓成棉布卖、或者因为当地的棉布拉高了棉花价格使得没进口价值？
这……这就要从大顺伐日本、下南洋说起了。
在大顺下南洋之前，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往印度输入的贵金属数量，是比较惊人的。
大顺下南洋之前、日本那边新井白石改革限制贵金属出口之前，荷兰从巴达维亚输入印度、买印度货的贵金属，最高一年是460万卢比；从波斯地区做转手贸易运到苏拉特的，大约600万卢比。
加在一起，大约是1000万卢比。
虽不精确，大概的兑换比是1英镑=3两库平银=12法郎或者弗洛林=8卢比。
每年400万两白银吧。英国每年给印度“送”的白银，只多不少。唯独法国比较拉胯，贸易额始终保持在100万法郎左右，也就是30万两白银，大约折合一艘从北美装满人参貂皮东珠的船到松江府的贸易额。
荷兰人巅峰时候，每年花的400万两白银，大约一半用在购买苏拉特棉布，往南洋卖。
所以，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大顺下南洋之后，不会傻呵呵地跑苏拉特去运棉布，自然是运松苏的棉布去南洋。
苏拉特周边的棉纺织配套产业，本来就是外向出口型的。
从波斯人去那贸易开始算起，几百年时间了，等着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纷至沓来，更是直接形成了外向型经济。
大顺下南洋之后，苏拉特的棉布产业，每年一下子少了200万两左右的出口额——甚至不止200万两，大顺还往欧洲走私，挤占了苏拉特棉布在欧洲市场的销路。
一个全部外向型棉布产业的地区，几年之内，少了三分之一的出口量，会发生什么？
自然饥荒、起义、崩溃、反抗、死亡、混乱。
以及，棉花降价。
18世纪初的世界贸易，亚洲和欧洲的贸易，其实和常规印象中完全不同，而且贸易额其实也真的不小。
拿贵金属来说，新井白石改革之前，巴达维亚的贵金属，主要从日本那里得到，而且是以黄金的形式，每年大约能够拿到120万法郎。即便改革之后，依旧还能保持三分之一的贵金属获得量。
大顺伐日本，直接导致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财政崩了，就源于荷兰东印度公司需要从日本获得贵金属，从而在印度拿到棉布，再把棉布运到南洋销售。一旦缺了日本的贵金属，不是说少花俩钱省一省的事，而是一个贸易链条直接断了，短时间内又无替代品。
苏拉特的情况也差不多。
大顺下南洋之后，荷兰人帮着“开拓”的南洋棉布市场，依旧还在。
只不过，身上穿的棉布，是松苏棉布，而不是苏拉特布了。
苏拉特脆弱的外向型经济，只能、或者说必然，走向提供原材料，也就是原棉为主，而不是以有附加值的棉布为主。
简单来说，之前纺纱织布的，死了；之前种棉花的，还能活着。
问题就在于，固然大顺能从苏拉特买走棉布，可大顺的棉布在苏拉特也卖不出去。
因为……苏拉特的棉布，也能顶着68.%+3.5%合计72%的关税戳进伦敦……大顺这边真的是暂时顶不动。
那是不是说印度，在商业上看，就无利可图了？
当然不是。
老马是教过的：商业作为未发展共同体间的生产物交换媒介时，商业利润就表现为侵占和欺诈。
老马还教过：商业资本，在优势的统治地位中，到处都代表着一种劫掠、抢夺的制度。
逆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