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这些年的开拓和航海术的发展，这种在数万里之外试图搞郡国并行内藩制的想法，说出来也就显得并不那么令人震惊。
三十年前，听到这样的事，多半觉得是痴人说梦。
十五年前，听到这样的事，或许觉得困难重重但也不是不能做。
但于现在，听到这样的事，觉得似乎并不甚难，难度甚至可能还远比不上当年班定远做的诸多事。
技术的进步，让世界变大了。
但同时，技术的进步，也让世界变小了。
虽然刘钰和他们学派之间有挺多理念上的冲突，但刘钰早年最担心的就是他们这种有复古倾向的封建社空想派。所谓最了解你的，往往是你的敌人。
大顺《周礼》派，某种程度上，对应的是新教的清教徒、东正教的旧礼仪派、天主教耶稣会的巴拉圭教区。
具有某种朴素的原始村社社会互助的思想残余，但又和本国的具体状况融合的复古保守派。
历史上，儒生们觉得西汉帝国妨碍他们建设大同世界，一脚踢开了汉第一帝国，也算是曾经有一定政治理念的群体。
甭管怎么样，他们是真的相信可以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文化、体制、道德，来实现他们心中的美好世界。
单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新教，尤其是清教徒，和旧礼仪派，乃至于瓦哈比，都是是极端保守派。
大顺的《周礼》、《尚书》派其实也差不多。
当然，各国的历史不同,最终保守复古的表现也就不同。
明末顺初,要求文化纯洁的派系不少，比如黄宗羲就提出要焚灭杂书。但明确提出六十岁以下僧尼不还俗、西北教民不退教全部杀杀杀，把军籍单独拿出来提升到四民第二顺位的派系，就这一家,别无分号。
刘钰找上他们,也是真心觉得他们相对于那些扯犊子的，还算是真能干点实事的。
所以固然要给钱,可最终还是要和他们讲一些“大义”,这才能让他们踏实去干。
所以刘钰也就和孟松麓谈到了他此番去的另一个巨大意义。
他也没有直接说，而是先引出来了黄河水患问题,以及伴随着大顺废弃运河之后,始终绕不过去的“黄河决口”的头顶利剑。
不是说刘钰盼着黄河决口，而是有些东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大顺根本修不了大坝、调水工程等，决口北流是早晚的事。
“我记得你们学派，在治水一事上,与我并无分歧。李刚主、王昆绳等,皆言兴海运、废运河。”
“李刚主云：海运必宜复,不惟通米粮,兼可于海上练兵而防海寇。若复海运,则可罢会通河以南。会通河以南废黜,则淮河可治。淮河可治,黄河方能治。”
“单就这一点,朝廷这些年治淮、治黄、海漕的思路,与你们是一致的。是吧？”
朝廷这些年的政策，确实有不少让他们学派感觉很不爽。但也确实有不少政策,是和他们学派一致的。
运河、海运、漕米、淮河、黄河，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整体上分两个派系。
海运治河治淮的派系,人数并不多，但他们学派无疑算是之前很明确支持这一思路的学派。
说起这个,孟松麓对刘钰之前又对他们进行嘲讽的事也就不甚在意，转而道：“国公所言正是。朝廷兴海运、治淮河,确为仁政。只是……只是,此事，于学生去檀香山有何关系？”
刘钰叹了口气道：“关系大了。大禹治水，言，堵不如疏。只是,那时候，人口稀少,处处可疏。如今虽然大禹的想法肯定是对的,可现实又绝对不可能搞堵不如疏这一套。”
悄悄讽刺了一下他们学派琢磨着在下游到处挖支流分水的想法后，接着道：“日后一旦黄河有患，依你之见，当如何赈济？”
不等孟松麓回答，刘钰又道：“或者说，假如将来黄河大水，以三千万两赈灾。是以三千万买粮米安置百姓为上策？还是拿出一千万买粮米,而以两千万,移百姓于南洋、关东、扶桑为上策？”
只随口一句话，顿让孟松麓浑身一激灵,如同有人在头顶泼了一大瓢的冰水，一下子通透到了心底。
“国公是说……朝廷有移民扶桑之愿？”
“若真能行，单独赈济实在是治标不治本。而若能移民远方,则可大益。”
“若将来真降天灾，赈济之后，若能移民，实为上策。”
人多地少的问题，始终是萦绕在他们学派头顶的最大难题。李塨王源等人提出的一些“奇葩”想法，根源就在这。
他们一方面，不相信工商业能够容纳剩余的人口，这一点不管是李塨还是王源，都很现实，所以他们在这个他们认为无解的现实下，不得不提出诸多奇葩的授田政策。
另一方面，他们也很现实地明白,亩产量到底什么样。
如果以后世的良种、水利、化肥为支撑。亩产千斤，五口之家,只为了填饱肚子不挨饿的话,二十亩地足够了,人均二三亩地肯定是够的。
现在嘛,亩产就在那摆着,后世苦逼亩产的黄豆，比此时的玉米小麦亩产都要高。就这么个情况，五六口之家，怎么也得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