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承认前朝的土地契约，最多只能永佃减租而不会去均田了。
那么，大明后期败亡是因为啥？士大夫来讨论，自然不会触及到根本的土地兼并问题。
不能动骨，便只能动皮。
动皮嘛，修修补补。
那就有意思了。
言官？太监？江左妄人？宋明理学？空谈心性？吏治崩坏？军制？不集权？收不上税？清流？道德败坏？藩王？抗税？
不谈本质，只谈皮毛，自然是看什么都觉得有可能是原因。
这场对前朝的追悼，在不可能讨论根本原因周期律、土地制度的前提下，使得大顺的许多政策改动，都变得合理了。
比如言官的改动，比如清吏司的改动等等加强皇权的措施，变成了“不是皇帝主动这么干，而是你们反思了前朝的问题后，朕接受了你们的建议和劝谏，于是这么干了”。
这叫【善为政者，必明为舆论之仆，暗必为舆论之主，夫事方可成】。
而这个时代，舆论掌握在谁手里呢？
搞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大顺到底是怎么在改动了这么多、实际上并没有用屠刀只是偶尔说自己有刀吓唬吓唬人的情况下，基本扭转了明末几乎彻底混乱的意识形态。
包括为什么会皇帝会选择故意允许一些新思潮传播、为什么大顺依旧允许儒林广开社团等等。
还包括割裂的人群、新学问破而不立等等，每一个想要立三不朽之立言的，都在受到其余人的拉扯，并且大顺皇权是乐于看到这种拉扯的。
大顺不要活着的立言圣人。半圣也不行。
当然，这样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也就是“大义、大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仅从道德上看，只有好与坏，没有大好和大坏。大顺强行分出来了大义、小义，那么大义的解释权在谁手里呢？
理论上，在儒家士大夫手里。
可实际上呢？通过开国之初的广泛羞辱，逼着士大夫自辩，大义的解释权落在了朝廷的手里。
因为，大顺立的这个大义，是以天下、社稷、国家、朝廷为大的。
这种道德空谈的东西，一旦出现了“大道德、小道德”的争论，也就意味着陷入了功利之中。
而这偏偏又是符合明末差点亡天下之后的反思，义要于功利上体现，不要空谈扯犊子。
但同样的，功利的主体是谁？
谁的功？
谁的利？
既是选择了保天下，就是在保一个抽象的东西，不具体到哪些人的功、哪个阶层的利，那就怎么抽象怎么来呗。
由此，为了符合皇权的利益，也就逐渐扭曲成朝廷的需要，就是符合大义的。
说白了，这就是一场畸形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只是大顺把先后顺序、大小顺序，调整了一下。
譬如这一次盐政改革之前的许多年，大顺扭转了从万历三十几年就开始出现的关于“盐税不对”的思想混乱。通过“大义”为名，解释了征收盐税是大义，而不征盐税是小义，大义要让位于小义，并且神奇地解释通了。
如今林敏拿出这个话来说那些为民喊冤的人，实则就是说“我承认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但他们的利益，从大局上看，是可以作为代价被舍弃的”。
看似林敏是被那些官员逼到了墙角，实际上还是被刘钰逼到的墙角，是刘钰咬着这个问题不放，一直在逼他表态。
现在他这么说，就是刘钰所需要的表态。
心满意足的刘钰果断地停止了自己咄咄逼人的追问，这时候也顺着林敏的话道：“林大人的话颇有道理啊，还是要以大局为重、大局为重。淮南的事，以后再说。只说淮北，这盐场亦非是不要雇工，若是小盐户破产，就来大盐场做工就是了。”
“你想啊，这自己做盐户，还要担心盐价、还要担心柴草价、还要担心刮风下雨、担心海潮泛滥等等。”
“这来大盐厂做工，所有的风险都是工厂主担着。那些做工的，按时领取工资，毫无后顾之忧，也无需担心了，实乃天大的好事嘛。”
连这样的说辞他都搬出来了，剩余的人更是无言以对了，只能沉默。
倒是盐场的董事会成员连忙道：“国公能体察我们的辛苦，我等感激涕零啊。这一睁眼，就有几千口子人等着吃喝拉撒，还要担心天寒日短、潮大水小、官盐不畅、票据无人，我等之苦，非国公不能体察啊。”
刘钰这个新兴阶层的总后台，笑道：“你们啊，还是眼界浅了点。这官盐不畅、票据无人，就非盯着国内吗？此番回京之前，正有件事要和你们说一说。我看，你们的生产，还是要扩大一些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