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的身份标签的割裂。
学儒学的就是能考科举，而他们就算考进科学院最终当个院士也连个同进士出身都没有。
学儒学的是正统学问。
而他们则是旁门左道、杂学、奇技淫巧学问。
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和那些良家子学的也差不多，但区别是老五营兄弟的后代，那是大院良家子，是大顺皇室的基本盘。
不可能把良家子占着的缺给这些人空出来。
所以这些新学学生，既不属于儒学读书人，也不属于封建皇权附庸的良家子阶层。
伴随着苏南资本集团的崛起，对于一定学识、一技之长的“中产”的需求，又在二十年间逐渐造就了登州府年轻人的依托于经济基础的中产文化。
文化上，实际上也已经割裂了。
耕读传家还是一技之长闯荡天下？
仁智礼仪信？还是撕开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切向钱看？
是收地租放贷？还是靠自己的一技之长谋生发财？
是封建等级不可逾越？还是先秦异端学问里的不论出身选其贤才百工奴隶亦可为相？
共同体的塑造，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悄无声息地展开了，只是进行的太过隐秘，朝中无人察觉。
这些新学年轻人聚在一起，说一句“海上航船会先看到桅杆”，大家便会会心一笑。
说豌豆，会心一笑。
唱一句“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风雨打”，也是会心一笑。
通识课本的标准化注释、笑话、童谣、哼哼的歌曲、几乎一致的上下课铃声、被塑造要求喊的老师好，等等、等等，也都塑造了他们相同的记忆。
塑造出了一个被边缘化的、文化上的诡异共同体。
当然，这个诡异的共同体人数并不是很多，相对于大顺的总人口，微不足道。
而且这个诡异的共同体是不学政治的，只学思想品德，也就是各类经书。
不过，问题就在于他们认字。
而大顺的印刷术，是可以印小册子的。
识字是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后世那段混乱而充满希望的历史中，起义的指挥部会在商务印书馆。
如同中国特殊的手工业基础，手工纺织业，纺死织不死，女性骨干基本都是某“纱厂”而不是“布厂”出身的一般。
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此时这种刘钰悄悄挖好的坟坑，朝廷并不能感受到多危险。
皇帝隐约能够感觉到这些新学学生的危险，但也只是觉得危险出自于科举不承认他们的学问不能当官而已。
总体上，对此时的大顺朝廷而言，这些新学学生还算是利大于弊，应该还是利远大于弊的。
一来军队和科学院，吸纳了一流人才，收编为朝廷这边的人。
二来苏南地区的工商业发展、海外开拓，容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人数本来也不甚多，上升期内最多也就是发发牢骚，并不会出大问题。
相反，皇帝想要用什么人的时候，还能从这些新学学生里挑。
苏北那种村吏的活，京城的那些人是不可能去的，给的太少。
在京城怎么不谋点事做。自然只能从这种给二两银子就愿意去农村的地方，招人了。
缺了这些人还真就不行，几县乡绅被杀了个精光，总得有人去基层，皇帝也要尝试一下史书中神乎其技的秦时组织模式。
至于那些地方派科举秀才，肯定是不行的。
一来年纪小的吧，还有希望，说不定下次就中举了；年纪大的，都能年年参加考试，那能为那二两银子就去农村？
再者他们也根本不懂一些学问。
于是，在登州府，就出现了这样的奇闻。
公司和朝廷几乎同时在招人，而奔赴过来的年轻人，先去公司那边，实在没选上，才跑到朝廷这边来。
朝廷反正也不在意，一二流的人才都在朝廷的控制之中，都在对外扩张带来的红利下，以不占据科举官缺为前提，挤进了体制内。
去苏北乡村的，能识字、能集中培训一段时间就能上任、能收税、能组织民力将来修淮河修海堤，也就够了。
呼啦啦捡了公司的剩，招募考核了二百多人。
皇帝心里早就算过，实在大赚。
二百多人，就算再多发点钱，一年不过六七百两银子。
散布基层，提一提税率，除掉了中间商，将来修了淮河灌溉区土地产量增加地等亩税也往上一提，如何不比五百两银子要多？
选拔完毕，也不用到处走，直接在登州装船，送去海州。
在海州那边，由刘钰主持，进行短期的培训，然后上岗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