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件件都被联系到一起后，也就成了徐涛嘴里的那个反问。
“现在呢？”
一只有形的手，死死控制着这些海外贸易增值资本的流向。
因为这只有形的手的主人确信，要靠无形的手，这些增值的资本保管奔着土地和放贷去了。
但非全国流通性纸币这最后一道枷锁落下之后，就出现了徐涛现在感叹的这副场景：
国公说，在商言商，咱们要讲利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本官是不会用官府手段强迫你们做你们不愿意做的事的！
反手就是一整套政策，让利益最大的买地和放贷难行。
只是先把狗脖子上拴上绳子，然后在绳子范围内，将其最爱吃的咸鱼和腊肉上抹了一堆辣椒粉和老鼠药，所以狗就自愿去吃剩馒头了。
不信可以去问问狗，是不是自愿去吃剩馒头的。
当然，这里面看似还有个问题，就是别处的狗，依旧可以吃咸鱼和腊肉。而且别处的狗，会看到这边只能吃剩馒头，不想来。
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这也是个“我大顺自有国情在此”的特殊情况。
一来东西洋贸易是大顺的发钞行。每年的增值足够支撑大顺缓步的工商业发展了，其余别的地方的猫爱来不来，不差那么几个，自己在家乡买地收租放高利贷去吧。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二来，虽说相对于买地和放高利贷，真要是高投入降低股息分红，算是剩馒头。但比剩馒头强的，就咸鱼和腊肉，剩下的还不如剩馒头呢。
三来，12%的年息，大顺投资的士绅或许还要捏着鼻子，觉得冤。可放在此时的世界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12%的年息，能被投资者把门槛挤破了。至少大顺不怕资本外流，反正刘钰不信哪个傻子会宁买自由的、5%的英国国债，也不买大顺官方监管的12%到15%的干涉股。
四来，大顺特殊的手工业畸形发达，人力成本极低，平均日工资是伦敦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粮食价格以白银计也是其三分之一，使得大顺只要打开欧洲市场的销路，资本积累就源源不断，已有的基础足够，而不需要别处士绅的投资了。
毕竟这是个棉布贸易战中，靠纯粹手工业，与英国蒸汽机从1767瓦特年对冲到1890年代，手工纺织业居然只崩了一半——手工纺肯定崩了，手工织却因为纺崩了纱便宜而大发展，以至于到甲午战争开打的前一年，南通土布居然靠着机器棉纱反推了一波几乎无关税的洋布——的神奇的勤劳国度。
【没有比下述事实个能说明我们的纺织品在中国的困境：在‘条约’签订后，实际上运往伦敦的生丝，用的是最上等的曼彻斯特棉布包装的。因为那是在江苏所能找到的最无价值的包装品——比他们本地人常用做包装的杭州粗棉布，还要无价值。】
大顺的特殊国情、特殊的货币发行渠道、特殊的资本增值速度、特殊的人力成本优势，使得这一套政策只能在大顺用，用在别处还真就不行。
用在荷兰，不要说搞这么“严苛”的管制政策，就是把不禁金银出口流动这一条改了，明天伦敦就成金融中心了。
大顺现行的工商业政策，是“朝廷允许商人赚钱、鼓励商人赚钱，但只允许商人在朝廷希望商人赚钱的地方赚钱”。
刨除掉这些政策之外，最后才是徐涛所说的“傻子是可以被替代”的，这是用官僚勋贵来吓唬商人，反倒是最不重要的一点。
因为……这个只能吓唬，不能真的做。
这些政策的影响，有些是徐涛这样的商人能感觉的，有些是感觉不到理解不了的，有些是最不重要但却被这些商人以为是最重要的……
但这些政策确确实实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徐亨顺着父亲提出的思路联想了一阵后，忍不住叹息道：“如今看来，国公对付我们，也是类似于他对付荷兰人的手段，逼着荷兰人不得不按他定好的步骤走下去。迁锡兰、成合作，而至于并无激战。实则结局早已在国公伐日本断了南洋糖销路的那一天就注定了。”
“父亲不觉得有些害怕吗？这一步步的算计着我们，名诱实逼我们按他定好的路子走。”
徐涛反问道：“不然呢？你知道往哪走吗？你想走成什么样呢？”
徐亨犹豫了一下，见四下无人，小声道：“终究他是官，我们只是民。若如荷兰制度，我最是喜欢，我等商人方可为四民之首。”
徐涛倒是一点不惊，毕竟和西洋人打交道多了，商人自然心里羡慕荷兰的制度，很多人都想过。
遂笑道：“倒也简单，只是万事开头难。你只要吹口气，先灭了松江府驻扎的两万良家子，再灭了天津威海旅顺的舰队，然后灭掉驻扎京城的七万京营野战新军，这就算开了个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