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做到一省节度使的，自不是书呆子。
不过有些话也不要说得太明白。广东节度使虽然说鸦片一物有大害，但他也不觉得这是天大的事，提前发现控制住就好。
即便皇帝让他查办，那也只是该查办查办、该上疏表态说此物大害就上疏，在它看来事虽大，却好解决。
他和刘钰说这些的言外之意，就是朝廷的税法有问题，这才是朝廷真正要解决的大事。
本身若能延续一条鞭法，完善一下，确保朝廷征税之后，地方不再加征，然后中央和地方分税，这就很好。取消徭役，完善募役法，配合取消丁税，正合适。
但他不会说出来的。只要说出口，就要得罪人。
得罪的甚至不只是那些利益相关的人。
甚至可能直接得罪皇帝：这么搞，肯定要明面上加税。哪个皇帝不想着史书上记一笔，轻徭薄赋、三十税一？但地方所需不摊派、算在国税里收上来再分，就不可能三十税一。
从明朝开始就知道，朝廷一直在搞君子远庖厨、掩耳盗铃那一套。但就和琉球问题一样，谁闲着没事干揭开这画皮啊？
堵上耳朵、假装不知道。
当三十税一的好皇帝不好吗？
干嘛要当十而税一的暴君？
现在他这么和刘钰说，其实要说的更明白点，就是在提醒刘钰，不要做“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美梦。
户政府又不给钱。
地方怎么鼓励迁民？鼓励有个卵用？靠鼓励能游过大洋、鼓出种子耕牛？
再者说了，就户政府收那几个子儿，稍微遇到灾荒和战争就不够用，估计也给不起。
现如今那鸦片贩子把蒙皮揭开了，几十万人的生计要解决，之所以要低调处理，不还是考虑到朝廷根本没钱吗？到时候不低调处理，也不给钱，朝廷的脸往哪放？
广东节度使心道，这事虽说我觉得是对社稷有好处，并不认为迁回广州是好事。但惹出来的麻烦，毕竟不是我惹出来的。现在你却叫我帮你解决这些无业百姓下南洋的事，你又不给钱，我怎么解决？
又想，反正我话说明白了，好处坏处都说了。你要是真急眼了，要上疏陛下搞政绩考核挂钩，到时候激起民变，那也和我无关，我可是提醒你了。
总之，情面给到了，事情我不办。
朝廷承认贸易中心北移，确实出现了无业流民生计问题，我可以办，地方加派一些税，给他们解决了。
朝廷不承认这件事、假装不存在，我就不管。出了事朝廷出钱镇压，反正不是我摊派加税引起的，责任找不到我头上。
要不然，朝廷不承认有事，我却主动加派税去解决，万一没解决了，出事了。那到底是你的责任？还是我加派税导致的？那可说不清。
事情没办之前，应该先把锅分清楚。
不然，便是，宁无功，毋有过。
哪怕户政府就明说了，没钱，不拨钱；内帑也说了，没钱。只要皇帝或者天佑殿，或者你兴国公背这个锅，自己就可以办这个事。没钱，大不了加派嘛。
但既不给钱，也不背锅，自己是断然不办的。
再者说了。
商路变动、贸易中心北移，好处谁拿了？
大部分好处都归于内帑了，在广东留了一堆烂摊子，按理也应该是内帑出钱。
总不能说，好处内帑和入股的勋贵们拿了，然后烂摊子让户政府太仓国库银子收拾吧？
这本就不合道理。
况且国库户政府也不出钱，那岂不就还是让他们这些“基层”地方官来解决？不出事便罢，一旦出事，他们这些地方官“乱摊派”，是不是正好就是个平息民怨的借口？
借地方官之头颅一用不提，曹孟德最起码还汝妻子吾养之呢，这要是被借头了，只怕妻子都要戍边流放。
这就不是虎兕出于柙的问题，而是刺人而杀之说非我也兵也的问题。
这种话，点到即止。
刘钰也不好意思树大旗、讲道理。因为这种事一旦开始讲道理，那大顺的合法性就没了——你大顺有这么原因、那般理由，大明难道就没有这般原因、那般理由？怎么不见你李自成、李过、高一功、李来亨老老实实体谅朝廷？
是以，大顺自复京城鼎定天下后，对一些事，都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
这是大顺特殊的政治正确。
从当年的“帝不甚暗”开始，对前朝也不甚抹黑，甚至主动擦屁股，洗白。就拿最寻常的漕运来说，大顺之前有没有默许“冲南不冲北、保漕不保民”的情况？
谈道德，那就没有大错、小错，只有对与错。
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那么“君子远庖厨”，“假装不知道”，“非朝廷不爱民，实在是朝廷不知道，加入要是知道了肯定就解决了，然而不知道”，就是这种别扭的政治正确下，最为流行的做法。
是以广东节度使一来是就说很多事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哪怕凭着政治敏感性就能觉察到那鸦片贩子背后有问题，但当鸦片贩子说到大庾岭商路后，涉及到朝廷装聋装瞎的体面，这事就不能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