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这些年没少耳濡目染一些不是很新的、被刘钰从先秦故纸堆里翻出来胡诌曲改断章取义后的道理。
对资本的逐利性这个概念，有了一个简单的类似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理解。
针对这个问题，皇帝的担忧，是绝对有道理的。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外都总会面临一个问题：国家放水发钱，希望钱流向的地方，然而钱总不往那边流。
大顺这边，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刘钰希望钱往工商业上流，但现实往往是钱往土地上流。
皇帝担心的就是一年五六百万两的白银，明明预想是开发南洋，解决粮食和人地矛盾。
结果呢，这些热钱，全都囤地，反倒使得人地矛盾更加严重。
刘钰设想过，逼着小农破产，逼着百姓下南洋。
但那说的是闽、粤地区，最多加上个松江府。
而真正需要下南洋的百姓，最难的一步，反而是怎么活着走到有船、有人收购人口下南洋的地方。
不管是南洋，还是南半球的新苦兀，大顺要面临的问题始终都是：有钱的不肯去、没钱的去不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有钱的认为那里能赚到钱，于是花钱让没钱的去给他们赚钱”。
所以，刘钰对南半球新苦兀的希望，寄托在金矿上，而不是寄托在那些可以开垦的上好土地上。这里面的逻辑也很简单，土地再好，粮食卖不了钱，只对穷人有吸引力。
卖不了钱的粮食只是粮食，对吃饱的富人而言毫无吸引力，除非这些粮食能换成钱。而南半球大洲能让粮食换成钱的唯一方法，就是当地的金矿需要矿工，矿工需要吃饭，种粮食是为了挖金子。
而对南洋的希望，寄托在豪商开发买卖奴工上，而不是自发移民去当自耕农上。
短期内刺激南洋开发最好的方法，就是国家从南洋收粮食。而能让国家层面收粮食的方向，也就只有京城和驻军所需的漕米。
大顺是个假的大政府，混到一年收入3000万两的程度，根本没太多的能力搞国家调控。漕米粮食算是为数不多能调控的东西。
但皇帝对现实有些了解，就不得不怀疑这么搞真的能如人所愿吗？
自从开阡陌、破井田之后，土地制度就是标准的私有制。土地是可以买卖的。
不想让钱流入到土地买卖上，就俩办法。
要么，土地不能买卖。
要么，土地收益率降低、其余行业收益率增加。
土地不能买卖，是不可能的。就大顺而言，做不到。
虽然北派大儒一直想要恢复井田，但他们给出的那办法，纯粹扯淡。而且他们是以井田为目的的井田，纯粹的反动。
刘钰不是不支持那些古儒一派提出的变种井田制，但他理解的变种井田制，不是为了井田而井田，而是为了防止小农在时代浪潮中破产无以为生导致出现天下大乱、全面反动。
变种井田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工商业，等到工商业发展到足以容纳每年百万级别的破产人口的时候，再把井田一脚踢开。
这就是纯粹的道路分歧。
以儒学的意识形态而言，井田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就像是一条奔流的大河，儒学的意识形态，就像是“三代之治说，河不对，应该是一片大湖”，于是筑坝堵水，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而刘钰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则是认为，把下游好好疏浚一下，让河奔流入海。但是，如同母亲河一样，大顺的特殊性，使得这条河太狂躁了，水流太大，不先把它筑坝堵起来，下面没法疏浚。所以筑坝是手段，目的是疏浚下游，确保下游能容纳足够的洪水之后，再把坝拆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传入之后，华夏被儒学浸润导致很多人本能地亲近、出自文化本能地理解。但在完成筑坝那一步同路之后，原来的同路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这不是一个人能办成的，需要一群人、数百万拥有类似意识形态的人组成群体，并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长远的规划。
现在肯定是不现实的。
既然不现实，那刘钰宁可发洪水，也绝对反对筑坝，搞反动。
皇帝的担心，是从大顺王朝的稳定性考虑的。
小农经济越稳定，王朝也就越稳定。
对皇帝而言，对外扩张，是手段，目的是为了搞钱。搞钱，是为了让王朝更稳定。
但刘钰骨子里就对王朝稳定没有丝毫兴趣，尤其是以小农经济稳固为基石的王朝稳定性，不但没兴趣，其实一直在挖坟来埋大顺。
但这个坟地，不是这么好挖的。
而且皇帝现在担心的这个问题，看似只是担心具体细节，实则本质上还是对工商业发展的隐忧在作祟。
这种隐忧的根源，源于土地的私有买卖合法。
商人越富、越有钱、赚钱越快，皇帝就越担心，大量的工商业的钱用来买地，使得土地兼并问题加剧。
而大量的资本用来买地的担忧，又源于土地收益率太高。
大顺的地价奇葩的低、地租奇葩的高，都导致了买地的收益率实在是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