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微妙的过剩状态。
说松江的这些人，是新兴阶层，并不是说他们是大顺这个时代才出现的。
在大顺之前，这种做买卖的豪商、搞走私贸易的大商人，便有不少。
但明末时候，即便是海贼王郑芝龙，思维方式依旧是“招安、买地、囤地、衣锦还乡、子孙国子监读书、宗族兴盛”。
可这几年，伴随着各种股份制公司的兴起、伴随着对日贸易的高额利润、伴随着大顺朝廷对商人居然也表现出一种似乎要讲道理的样子。
这些身份和前朝那些豪商差不多的人，思维方式渐渐出现了变化。
他们也买地。
但一般就是买个千八百亩的，做一旦投资失败之后的子孙基业。
剩余的钱，则是尽可能找一些投资方向，赚取商业的股息。
人还是那群人，可随着经济基础的逐渐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也渐渐变动。就像是二百年前的荷兰、一百五十年前的英国，也有过这样的一个类似的阶段，行为惯性慢慢转变的阶段。
加之大量的资本富集，高回报率的诸如囤地放高利贷之类没有多少扩容空间，使得这些人对于此番下南洋的股息回报率期待，并没有刘钰担忧的那么高。
他们逐渐意识到了，钱动起来才是钱。不动起来，就是一堆放在库房、地窖里的银子，不会减少，但也不会增加。
这种意识，便是将手里的银子，逐渐看成资本的过程。
银子还是那些银子。
动起来后，便成了资产者手里的资本；不动起来，那就是地主家地窖里的银堆。
一众人讨论之后，有人便道：“鲸侯所言的回报率，自是扣除了驻军、缉私所需费用的。”
“只说这驻军的钱，该不该咱们花，这事儿虽值得讨论。但若是这回报率早已扣除，对咱们来说也就只能是值得嘴上论一论了，并无什么实际的用处。”
“既是这样，无非就是相当于咱们往外贷款。贷了款的人做什么用，和咱们无关。咱们只要能按时收回利息即可？”
这些人不少都是对日贸易公司的股东，对于这种股份制公司的责任、内部权利等，还是有所了解的。
他们当然知道这和往外放贷不是一回事，自己投了股，按理说也要有知情权、决策权才是。
然而，他们也认识到，南洋和日本不一样。
这里面还涉及到军队、舰队、政府、征税、垄断、统治等等事情。
若说按道理，出了钱，就该有决策权，以大顺这两千年的集权惯性来说，他们下意识地就觉得纯粹扯淡，怎么可能？
怎么敢这么想？
如此一来，他们对南洋贸易募集股金的理解，更像是大顺发行的“国债”。
顺着这个思路妄下讨论，他们实际上就把这个问题理解成了另一个问题。
即：在松江府若发行国债，朝廷给多少利息，他们愿意接受？
在刘钰这些年的信誉加成下，在朝廷这几年还没有割肉放血的情况下，这就是个纯粹的、单纯的经济上的考量了。
大顺松江府的这些新兴阶层，可以让大顺以什么样的利率，借到本国的国债？
一众人一番讨论之后，得出了一个基本上算是比较一致的数目。
“15%”。
对此，这些商人们也有自己的“理由”。
有人道：“昔者，王荆公行青苗之法，20%的利息。在一些地方，可称善政。”
“然，这20%的利息，亦非一年的利息。”
“正月三十之前，申请夏粮贷款。五月三十之前，就得偿还。”
“虽说一般的农户，只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需要贷款，五月还、还是正月还，区别不大，反正都只能靠卖粮食还。”
“但是，真算起来，正月借款、五月还款，利息20%。这按一年算，就是45%的利息，对吧？”
“既说一年45%的利息，即可称之为善政、仁政。如此算来，我们收15%的利息，着实不高。”
“朝廷有法令，放贷之息，以三分利为上限。我等折半，亦不为过。”
“若是再少，便没甚么滋味了。”
按照他们的误解，将特殊的、国家管控军政权力的股份制公司，扭曲成为了国债的理解。
他们觉得，15%的年息，亦算是给足了朝廷、给足了鲸侯面子。
大部分人都这个数目，也都算是可以接受。
朝廷真要下南洋，肯定是要用大笔银子的，大额数目下，若真能保证每年15%的利息，以现在的环境和局势，可算是他们能接受的底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