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了分析了一下现在的局势后，伊丽莎白冲着莱斯托克伯爵羞涩地表达了歉意，为自己刚才的气愤道歉。
随后又道：“请您转告拉谢塔迪侯爵，你们说的对。如果我不采取行动，可能我会被锁进修道院里。”
“如果中国的使节团抵达彼得堡，和中国侯爵接洽的事，请他全部负责。而我，会亲自和这位侯爵大人谈谈，以便知道这位侯爵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莱斯托克伯爵见伊丽莎白终于下定了决心，内心也高兴起来。
一旦政变成功，自己这个“客卿”、在门下混饭吃的“纵横士”，很快就要成为俄国政坛的重要人物。自己这个小小小贵族出身的人，如果不冒这样的险，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成为整个欧洲宫廷的上流人物。
莱斯托克了伯爵离开后，伊丽莎白没有再和身边的情人们说政变的事，而是自己进入到了放置神龛和圣母像的房间，跪在那里仿佛在虔诚地祷告。
可事实上，她是希望冷静下来，思索这一次政变的可能性。
安娜女皇一死，他的情夫、库尔兰公爵拜伦，成为了摄政王。
但拜伦的名声不好，是“东厂”的负责人，而且在俄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专有名词，叫“拜伦时代”，大意就是：“外国人（基本专指德国人）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占主导地位，贪婪地剥削人民，盗窃国家的财富，残酷地迫害不满的人，进行间谍活动和告发，依靠秘密警察和告密者进行统治”。
安娜女皇活着的时候，左右手分别是拜伦和奥斯特尔曼。
拜伦负责东厂、奥斯特尔曼负责外交。
欧洲和东亚不一样，东亚一超独霸，不需要外交，有外交功能的礼政府算是六政府中最没权的。
但欧洲不同，一般来说外相是内阁里仅次于财政大臣的职位。
然而因为大顺咄咄逼人的外交态度、联法联瑞反俄的态度，不得不让奥斯特尔曼前往大顺的京城主持了准噶尔界约问题谈判。
导致女皇驾崩的时候，只有左手拜伦在身边。
很快，拜伦就被彼得时代的老将米尼奇元帅带领禁卫军推翻。
老元帅指挥能力一般，但凭借俄国的国力，还是在不久前的俄土战争中大胜。但俄国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军方大佬搞政变，一般也站不稳。
等到奥斯特尔曼回来，一群人靠阴谋又把这位老元帅推翻，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一年之内，三场政变，实际上德国党已经发生了内讧。
一些俄国正统派的老臣，权力越大，越是墙头草。
谁赢，他们就跟谁走；反倒是一些下级军官、低阶贵族，感觉到权力被德国党拿走，相当不满。
而那些老臣们，因为之前站队站的太早了，现在也很尴尬。比如一些重要人物，在安娜驾崩的时候，就把宝全压在了拜伦身上，谁也没想到拜伦掌权不到一个月就被军方大佬推翻，使得当初一些压在拜伦身上的世袭贵族或者彼得帮的老臣现在也都自身难保。
剩下的没压赌注的老牌家族，一般会在政变中作壁上观，也不会去掺和宫廷斗争。
俄国的政变太多了，老牌家族们见得多了，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再说都是大家族了，还基本是世袭了，完全没有搏一搏向上爬的意义。就像是大顺这边的世袭勋爵，除非和皇子联姻，否则谁傻乎乎地参加宫廷斗争？
不过，指望他们帮忙是不可能的。然而一旦政变成功，这些老臣绝对会立刻支持，这倒无需考虑。
现在掌权的奥斯特尔曼伯爵，实际上也面临巨大的压力。
瑞俄开战，使得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要放在对瑞典的战争上。
因为当初俄土战争的时候，奥斯特尔曼伯爵反对对土耳其开战，但俄国却打赢了。俄国可以容忍对欧洲国家妥协，但确确实实难以容忍在对土耳其宣战问题上显得懦弱的人。
他这个副的总理大臣，需要尽快做出成绩，尤其是取得对瑞典战争的胜利，才有可能站稳脚跟，洗去之前对土开战时候的“怯懦表现”。
加之他的大顺外交之行也不顺利，被大顺压着谈，割走了不少的土地——他就更需要证明一件事：我之所以对中国妥协，是为了抽出精力，更好地应对瑞典人的入侵。
这几乎是他对华谈判被压制的唯一借口。
这个借口只要打瑞典打赢了，东边丢了西边补，丢了鄂木河以南，拿到芬兰，那么他就是“忍辱负重”。
可如果打输了，那他就是“丧权辱国×2”。
再加上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开打，外交问题也是一大把，这都让奥斯特尔曼忙的不可开交。
这就导致他对内部反对派的压制减轻了，现在专注于战争和外交。
拜伦被拿下、元帅被放逐，看似他的权力更大了，可实际上他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接手“东厂”、海军、陆军、外交等等一些列事务。
连续的三场政变，也让俄国的政局极为混乱，上下衔接都成了问题。如果拜伦还执政，凭他十年来对东厂的掌握，伊丽莎白不认为自己有机会，会一直老老实实地做出一副当一辈子不结婚、没后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