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其实很正常。
但要看场合，放在这个场合，那就有点诡异。而且有些奇葩。
别人也就罢了，刘钰内心真的是哭笑不得。
在来京城之前，于威海和康不怠聊天的时候，他就举过几种什么叫“没脑子”的例子。
比如汉文帝时候的马肝之论，商汤周武到底算不算反贼。这东西于统治者而言，不能辩、不能谈、不能碰，只能神圣化、虚无化。
再比如历史上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以及他喷传教士认为宗教都是骗人的东西，也是一样的道理，纯粹是脑子有问题。
以及日本那边新井白石的“大君还是国王”、荻生徂徕的“礼法是社会生产有限下的正确分配所以合理”，都差不多。
神圣的东西，一旦去讨论是否合理，本身就把神圣的东西最重要的“神圣”给砸碎了。
神圣最大的合理是神圣不可触摸，而不是合理所以才神圣。
现在李淦问天朝有没有边界，天朝要不要分内外……
中国可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是有边界的。
但天朝是不能有边界的，天朝的道德礼法必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周边不同的都是蛮夷。
李淦说这些话，以中国君主的身份来说没问题。但以天朝天子的身份来说，就有大问题。
天朝和世界这个概念，刘钰可以谈、大臣可以论，甚至私下里皇帝也和大臣们谈过该怎么区分外交和朝贡。
但皇帝是不能在这么高规格的宴会上谈的。
私下里，谈区分外交和朝贡，那是实务范畴，属于治国实践。
大飨宴，谈天朝有没有边界，这就是路线问题，属于理论争辩。
刘钰知道皇帝是希望借着这个机会，圈定大顺的势力范围，但就算今天宴会上不争论，事后这件事定要留下后遗症。
说出这句话本身，就等于李淦自己放弃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及衍生出的朝贡体系，转向了欧洲那一套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衍生品。
也就等于是李淦承认了，天朝上国现在没能力做地球的天子，只能试着当五霸诸侯，搞出一套大顺参与的国际法体系。
这件事不是做的对不对的问题，而是这件事必要引发一场大争论，而此时这种争论必然会催生出极端保守主义。
以及大顺废弃朱子学之后，经济发展带来的道德败坏、人心不古、趋利求财等风气下的思想全面保守反弹。
这就是刘钰说的“取火容易护火难”，李淦这么做，在刘钰看来，就是心太急了。
急躁不是好事。
新时代的冲击之下，固然催生出新思想，也一样会催生出极端的保守主义。
光影伴生，历来如此。
儒家这般，绿教如此，基督教也是一样。
所有的教改，都是试图从“古代先贤的经典中寻求答案”。
原因就是生产力的进步，带来的旧文化、就道德不匹配，导致的“物欲横流”、“人心不古”、“风气败坏”。
在刘钰看来，这是好事，意味着思想的解放、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文化道德总是滞后于生产力发展的体现。
但对传统的守护者而言，这是坏事。
这个时代，绿教面对新时代的冲击，也在酝酿宗教改革，催生出了哇哈比，极端保守。
日本这边兴起的古学派，也是“复古”；大顺这边的古儒派，也是“复古”。
甚至于稍早一些时候的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也是复古：你一个教皇，不过也是个凡人，懂个屁的基督教大义？凭啥你来解释？
原、教旨就该人手一本圣经，而不是去信被教廷改过的东西。
道理和古学派、古儒派这群人差不多，都认为真正的“经典、大义”，被后人曲解了。你朱熹也是个凡人，懂个屁的儒学大义，就该原、教旨一人一套先秦古籍，去理解真正的先贤大义。
而古学派、古儒派找的背锅侠，是宋明理学；新教找的背锅侠，是天主教廷。
就像是新教改革之后，全部原、教旨以圣经为准，要有解释权的教皇滚蛋，那么就会催生出各种不同的流派，都号称正统。既有进步的，也有极端保守反动到比天主教还反动的。
古学古儒一派，也是一样。原、教旨之后，扔掉宋明理学，拿起先秦经典，结果就是无限可分。也就必然有极端进步、极端保守两种。
或许都打着古学古儒的旗号，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路。
现在李淦直接拿神圣化的天朝概念来说事，很可能就会成为引爆的导火索。
就像是日本古学兴起，压的朱子学马上要死了的时候，保守派绝地反击，搞了宽政禁学一样；大顺是废弃了朱子学，可保守派并未消失，只是换了个名存在便是。
刘钰不是不赞同，而是觉得李淦太急躁了，时机不对，应该再等个十几年，等到新时代的很多东西扎了根、站稳了，再来辩这些东西。
现在就该学汉文帝，不争论，先发展，走一步、看一步，等到武帝时代，自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选出正确的方向，确定适应时代的大义和理论。
而若文帝时代不用黄老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