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古改制、借古讽今、伪造先秦古籍等等情况，大顺这边科举出身的官员可谓是身经百战、见的多了。
尤其是大顺这边朱子学破、而功利学还没立起、还未出现新的半圣的大背景下，托古言志、伪造先秦古籍的情况也是层出不穷。
当年刘钰从长崎带回一些日本的汉学书时，《七经孟子考文》引发了一场小轰动，而太宰春台伪造的古书《产语·经济录》，也因着伪造水平极高、颇有先秦文华，被大顺的文人观摩了一阵。
但他们观摩之后四处考证，最后得出个结论：里面的很有用词，不小心用了《史记》里的词句，作假没太到位，这本书即便不是完全伪造的，至少也不早于汉代，根本不是先秦古籍。
松平辉贞说他是狂士，也着实不冤枉他。三十多年前著名的赤穗事件，导致了古学派的崛起，证明了诞生在大一统背景下的朱子学，在分封制的日本水土不服。太宰春台则是在这场事件的大辩论中，着实爆出了一些惊人之语。
简单来说，就是幕府要迎接天皇，选了赤穗藩的藩主浅野长矩接待。浅野长矩是个土鳖藩主，根本不懂那些繁琐的礼仪，就找懂礼仪的吉良义央帮忙。
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怎么滴，总之礼仪不到位，很丢人。浅野长矩就觉得吉良义央故意整他、让他丢人，就拔刀砍了吉良义央。
幕府这边有《吵架斗殴处分条例》，就是武士争吵，只要两个人都动刀了，那就各打五十大板按照斗殴处置，都要撸掉封地。
二十年前幕府大老堀田正俊被刺杀，知道是将军派的人要搞死他们这些实权派、找儒生侧用人掌权，在被刺杀后，撑到了别人到来，第一件事就是拿出自己的刀喊：你们作证啊，我没拔刀，我这不是打架斗殴。然后才死。
吉良义央也学堀田正俊，被砍了一刀也不还手。这就不适用《吵架斗殴处分条例》，加上这是招待天皇，算是“御前失仪”，幕府就勒令浅野长矩自杀，安抚了吉良义央。
自杀之后，大罪撤藩。赤穗藩穷的一逼，早就在藩内发纸币代替金银了，武士们是封建人身依附制的，家主没了，就等于失业。为了争取宽大处理，开城交出了领地，换来了幕府用金银以1:0.6的高价，兑换了赤穗藩武士的藩札纸币。
但人身依附关系的武士没了活路，从食禄阶层变成了打工阶层，心里越想越气，于是一年后47个家臣合谋，刺杀了吉良义央。
就这么点事，但直接引爆了古学派和朱子学的巨大争端。
朱子学是大一统之下背景下产生的，和幕藩多级体制水土不服。
当时朱子学大师林凤刚、室鸠巢就说：昔孤竹二子不听武王之伐讨而身拒兵于马前，今赤穗诸子不听朝廷之赦义央，而众报仇于都下。二子则求仁得仁，诸士则舍生取义。虽事之大小不同，然其所以重君臣之义则一也。
用赤穗四十七武士的行为，类比于孤竹国的二子，就是伯夷叔齐。不过取的典故不是饿死，而是取伯夷叔齐持剑挡住八百诸侯的另一个典故。
故而认为报仇的那些人，是义士。
大一统背景之下的君，只能有一个君。
可封建制下，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我家臣的家臣不是我的家臣，“君”这个概念就多了去了，用大一统“一君”的朱子学，来解释“封建多君”的日本，这就很矛盾。
礼大于法？还是法大于礼？
君臣之礼，在封建制下，朝廷和藩主的命令相悖，藩下武士是听藩主的？还是听朝廷的？
古学派的荻生徂徕则认为，浅野长矩无能，当时没砍死吉良义央，而且完全没理由地砍人。这本身就是不义的。
他们的家臣，求为主君报仇的小义，实际上就是主君大不义的延续。以小义而谋大不义，不能称之为义士。
荻生徂徕说自己是古儒一派，但就这件事上来看，分明是法家刑名之学那一套的东西居多。
但不管怎么说，朱子学和古学派的这两种意见，算是主流。
而太宰春台，则是把他们贬斥的一文不值。
他认为，这47个武士，从其作为来看，根本也不是为了义。
而是因为撤藩之后，衣食无着，从食禄生活变成去打工，心里压抑着诸多不满，这本身是个经济问题。
明明是求利，非要说求义。
真正的义是怎么样？
你们要真认为处置不公的是幕府，又不是吉良义央，你们只敢找软柿子捏。
当初就不该开赤穗城的城门，幕府来接手，就是不给，直接开战，死战到底，与城共存亡。这才是义。这才是春秋之义，你看吴起死前之计，墨家为阳城君守城是怎么做的？那才叫义，君主之令叫开城门，那也不好使。
或者直接起兵，三百家臣突袭江户，当街格杀吉良义央，然后再自杀，可谓求仁得仁，亦可谓之义也。
结果呢，你们当初开门献城那么顺从，之后生活穷困，生出不满，心里憋气，又去刺杀。
杀完之后，又不跑，也不自杀，等着幕府来抓。
不就是觉得你们拿住了舆论道德的制高点，事发后各种求关注，觉得幕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