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世用，都是谎言。
当初史世用来到江户，德川吉宗对史世用并无任何的怀疑。骑与射自然有用，唐人若为间谍，怎么可能会蠢到把真本事都拿出来？
也正是史世用，使得后续的诸多事件串联在了一起。
战马、角弓、药材、铠甲、情报、兵书……这些寻常人拿不到的货，就像唐人不可能出口的“武士”一样，被刘钰源源不断地送到长崎，换了一张又一张的贸易信牌。
而刘钰来江户那一次，更是用狡兔三窟、只要有钱处处是窟的理由，让德川吉宗失去了最后一点怀疑。
因为长崎本来就有贸易，刘钰也只要贸易，哪怕就算刘钰是唐人天子派出的，那也没什么。
自那之后，长崎的唐人贸易，完全被刘钰垄断了。荷兰人给的风说书，也难知道大顺具体的情况。
现在出了事，也可想到，大顺海商给的风说书，实在没必要看了，肯定全是假话。
事实上，在这件事之前的几天，德川吉宗还怀念过刘钰，认为天朝果然大国，人杰地灵，竟有这样的人物。
不管怎么说，他施行的种种改革，都和刘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算没有这件事，他还是会时不时想起那个曾经来到江户的唐人。
有才而无德，这是当初德川吉宗听刘钰“狡兔三窟、有钱处处皆为窟”的说法之后给出的评价。
有才，是真的有才。无德，是真的无德。
享保十六年的大灾，受灾者数以百万计。是刘钰送来了番薯种植备荒的技术，使得德川吉宗的统治稳固了许多。
当时他都准备要应对可能的一揆了，这些地瓜使得百姓总算有了一条活路，比起整日吃萝卜，竟算是生活有所进步。
长崎走私稻米，那倒没什么，数量毕竟不太多。可是长崎作为幕府特殊的直辖地，也是当年灾荒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那些走私到长崎的大米也的确保证了长崎的稳定。
随后的铸币改革，也是刘钰送来了关于“通货紧缩”之类的分析，使得这一次改铸十分成功，不但稳定了市场，还提高了米价——禄米制下，谷贱不止伤农，还伤那些武士，作为幕府将军心里很清楚谁才是帮着自己统治的基本盘。
不但提高了米价，还借助这一次成功的改铸，使得幕府征收了大量的铸币税，存金银数以百万。
原本一直窘迫的财政局面得以缓解，至少数十年内不会重回以放弃参觐交代换大名贡米的地步了。
再之后的鹰狩令恢复，史世用的天朝射术，也使得武士的技艺有所增进，学会了唐人的一些传统射法和一些特殊骑术。加之刘钰走私过来的一些战马，使得幕府手里真的有了几匹真正的好马。
扶持朱子学，刘钰也是全力支持，搜集了大量的书籍送来。
德川吉宗觉得自己的改革如此顺利，那个叫刘钰的唐人实在是帮了大忙，不说心存感激，也时不时会想起。
可这一切……都不一样了。
山内家的两个家臣来到江户，说了土佐发生的事，整个幕府震惊了。
他们不惊讶于唐人因为琉球的事来问罪，既然敢做，就早就料到有一天唐人可能会干涉。
这一点他们心里有数，纸里包不住火。萨摩藩能欺骗天朝大国一百三十余年，从万历年骗到新朝泰兴年，这已经是意料之外了。
在刘钰之前的长崎贸易中，不管是荷兰的风说书，还是唐人风说书，都诉说过大顺海防的情况、军舰的情况，似乎也就比幕府这边略强一点，却也就那么回事。
当时便想着，就算打，难不成唐人还真能打到琉球去？况且有蒙元殷鉴，估计唐人也实在不敢渡海来攻。
然而，山内氏的两个家臣说了一下土佐的事后，这就完全超出了所有的预料。
仁义？
替天行道？
这是要干什么？
哪怕这唐人去打鹿儿岛，这都可以理解，甚至直接来江户，也可以理解。问题是跑到土佐搞仁义，这实在难以理解。
图什么？
德川吉宗放下了手中的信，却不准其余人看，哪怕是身边的人也不得看。
“唐人刘钰到底带了多少人？军舰虽大，却不能陆地行舟。你只说他登陆的人有多少？”
“五百至多。”
有幕府重臣要出言斥责，区区五百之数就不能胜？然而德川吉宗提前制止了可能的斥责，让烦躁的心情渐渐冷静下来。
山内氏的家臣便把土佐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大舰皆南蛮样式，关船尚未靠近，万炮齐发，便糜烂为齑粉。唐人登浦戸旧城，我等围攻，死伤数百。遂退入高知城固守。”
“唐人秋毫无犯，张榜安民，竖仁义大旗，蛊惑百姓。百姓皆和贼也，附和唐人，于西北角为唐人担土拉炮。高知不能守，便以智计取之，骗唐人离开土佐。”
德川吉宗听完，深深地叹了口气。
五百人纵横土佐，不足为惧。
十数日间，使得百姓皆为和贼、赢粮景从斩木为兵，此诚可惧也。
再联想到史世用、刘钰都是间谍，只怕早就存了攻日的心思，彼知我而我不知彼，又能联络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