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均田、迁民、耕者有其田的方向，和由技术统治的工业主义推出来的过程。
而在有序的工业发展的问题上，这个问题又是一个类似黄河治水的问题。
这么大规模的迁徙，需要的物资、人力、组织能力……涉及到造船、木材、煤炭、钢铁……影响到铁路、运输、运河、道路……等等，有序地发展工业，如同治理黄河一样，由专门的衙门负责协调等，又是高效且必要的。
简单来说，就是说，大顺这边的显学，推出工业的有序发展的路径，和圣西门历史上在法国推出来的工业有序发展的路径，是不同的。
但是，结论却是基本相似的。
并且，应该说，大顺这边的思路，走的更多的其实还是圣西门——孔德这条线，即把工业资本主义，作为将来的必然的永恒。
而看似有主观社思想的、人文关怀的、均田的这些东西，走的和圣西门的那套空想社的路径还不一样。
总之，大顺这边的显学一派，在均田问题上，等于是在当初刘玉和颜李学派之争的问题上，更接近刘玉的思路——刘玉和颜李学派都支持均田，但两边对为啥要均田是有分歧的、以及均田之后怎么办也是有巨大分歧的。
现在大顺的实学显学一派，他们是跳出了“仁政”——虽然打着仁政的幌子——的窠臼，且也跳出了复古、怜悯等的思路，而是以理性的推论得出了必须要均田的结论。
不是因为“小农太苦、遂要均田”；也不是“圣人井田，如今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更不是王安石兼并诗里的小农帝国必须要保证足够自耕农否则要完的小农帝国统治思路。
而是因为信奉工业是未来，而现在工业受阻于市场狭小、同时对外扩张已达此时之极限，遂必须要批量创造一些在资本主体生产体系之外的“消费者”的思路。
鉴于内地就算均田，也就人均三五亩地，也消费不起来，遂必须要集中力量完成前所未有的大东进运动。
而要完成这项远比修淮河、治黄河更要宏大的工程，就必须要有序地发展工业，依靠工业的力量来完成这场迁徙。
既然要发展这种工业力量，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投资又是“无序”的，所以又很容易得出历史上圣西门得出的结论——需要一个巨型银行，由这个巨型银行，向实业投资，解决实业因为利润不足而缺乏投资的问题；同时倾向于一些有益的、对普罗大众和未来有好处的、但现在却无人问津不肯投资的产业。
恰恰，大顺在刘玉跑路之后，借助北美的金山银山和海外疯狂吸金银，完成了货币改革，为这种大银行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又恰恰，李欗政变上台后，通过行政手段的“赎买”土地、实则就是“强制储蓄、强制买工业债券”的政策，在修铁路建铁厂等问题上办成了几件事，似乎证明这一套东西是可行的。
于是，这么多恰恰；或者说这么多不是偶然的，而是从当年北征罗刹抓人造船征西北准备下南洋开始的一系列改革所努力塑造出来的条件。
催生了大顺这边的显学。
在这里，实业、大工厂、或者说工业资本主义，被抽象为类似于儒家的三代之治之类的东西。
算是某种理想。
它是未来的。
同时也是永恒的。
并且是要达到的。
且由刘玉的那套“爱用之别，人们用粮食，而不是爱粮食，所以工商业只是粮食分配的一种手段”的扯犊子理论延伸出的资本主义思路——既然工商业只是粮食分配的一种手段，反过来说，亦即种粮食的农业、和生产布匹铁器的工业，都是以商品交换而为目的。
当然，这种思路，亦可以换个方向理解：大顺内部的市场，是有的。但小农土地不足，既要受地主动辄五六成的租子的盘剥、要是再被廉价工业品一冲，那就只有起义了。
而如果，弄死地主，去掉这五六成租子的盘剥，是不是被廉价工业品冲一冲，不至于活不下去呢？
现在钞关、子口的思路，也可以这么理解：既被地主弄、又被先发地区的廉价工业品弄，必死，所以锁住先发地区的工业品，继续保持旧体制，理论上按照过去经验，这套东西撑个250年还是没啥问题的，你看前朝不就撑了二百多年嘛。
而显学派的思路则是：的确，既被地主弄、又被工业品弄，必死。那为啥非要堵工业品？而不是把地主弄死呢？撑250年有个卵用？现在从崇祯皇帝上吊算起来都过去150年了，所以还不如大改、大动，赌在兴国公说的未来上呢。
其实这就是个简单的思辨问题：工业化不是个标签，不是个抽象的五饼二鱼，只要搞这个大家就都过的好了。
相反，在这个过程中，大顺的特殊情况在这摆着，小农只靠那点地，不靠老婆纺纱织布，连他妈的裤子都穿不上。而这种冲击，是极为痛苦的。
北美那边，历史上的威士忌法令，汉密尔顿的大工业思路，逼的一些小农起义。但那种起义，和闹笑话差不多——不自己酿威士忌去当副业卖，又不是活不下去，只是日子过得和以前差一点。因为最穷的，手里也有个七八十英亩的土地，不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