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发展出的科学实证主义，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成为显学，提前卡位，挤压了旧时代工匠思维的传播空间，使之逐渐湮灭。
因为，之前那一拨“显学”，或者说，进步贵族、工匠、城市小资产者小生产者那一套东西继续演化下去，并不是什么好事。比如烧炭党影响颇大的意大利，后续的这套思想痕迹非常的深，甚至可以说直到红色旅或者黑手党，都颇受这种文化和传统的影响。
总之，时代变了。
既然经济决定论是错的。
那么，一门显学，在特定时期对本国后续精神的影响，是巨大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然而，在此时的社会存在，催生出契合此时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而这种契合的显学，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影响于现实世界；而被作用和影响的现实世界现实存在，又会作用于之前契合的社会意识产生影响。
幸运的是，大顺这边，无论如何，下一轮“显学”的底色，终究还是以“大工业”时代为底蕴的。
哪怕说，大顺这边，刘玉留下的很多遗产，其实都是歪经。
但歪经归歪经、逆练归逆练，歪也好、逆也罢，底色在那摆着，是以工业主义为基石的，逆练无非是将那些最血腥的原始积累、最真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分配制度，完整地展示出来而已。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圣西门主义的这一套东西，去掉“空想社”的那些东西之外，真正的内核，是工业主义。
事实上，圣西门是第一个正式用“工业主义”这个词汇的人。
准确来说，是在法国经历了法革之后，关于将来如何走的问题上，在法国的“自由的自然秩序的工业主义”，和“有组织的、技术官僚和国家实体推动有序的工业主义”这两者之间冲突且激烈争论的时候，是圣西门开了有组织的工业主义的滥觞。
或者说，封建社会和工业社会的转型期期间，是他在一众工匠思潮的反动中，开创了一套面向未来的、以工业社会为底板的显学。
固然说，后来孔德和他意见不和，离开了他。
但“进步与秩序”这两个词，圣西门是以“进步”为主；而孔德则以“秩序”为先。当然，这也是公社之后，第三共和国选择了孔德的科学实证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原因，亦或者说，是法兰西的精英阶层和普罗大众经历了法革、拿皇、复辟、反复辟、第二帝国这大几十年的风浪之后，选择了秩序优先。
这门显学，在法国的路，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和大顺这边互相印证的。
毕竟，这门显学除掉“社”的成分，更多的还是工业主义、或者说工业党的底色，内核上是一门不怎么考虑生产关系，而纯粹生产力的，引导社会从封建时代走向工业时代的学说。
或者说，是“技术统治论”。
比如，圣西门的早期重要追随者、或者说弟子的出身成分：
巴黎里昂地中海铁路公司首任董事，勒佩尔·恩凡廷。
法兰西不动产抵押银行、法兰西航运总公司、巴黎圣日耳曼铁路公司等影响法兰西第二帝国方方面面的大金融佩雷尔家族的奥琳德·罗德里格斯。
受其思潮影响而成立的里昂信贷银行、法兰西兴业银行。
法国森林兄弟会、烧炭党的总负责人，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学生领袖，圣阿芒·巴扎尔。
出资创建了巴黎中央理工学院的阿方斯·拉瓦列。
拿破仑三世的元老院经济顾问，米歇尔·谢瓦利埃。
殖民阿尔及利亚政策的一众先锋军，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大量工程师毕业生。
英吉利海峡之父，艾梅·德·加蒙德。
总之，不难看出，这些人，与其说他们是“社”，倒不如说他们是“实业资本家”、“技术官僚”。
拿三的那个“社主义的皇帝”的称号，你以为是谁给加上的？
圣西门一死，实质上的圣西门学派，就分裂了。
一部分，走向了社，并且继续战斗、思索。
一部分，走向了宗教人文主义，反动、创教。
一部分，走向了纯粹技术工业主义，和大法兰西殖民主义。
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圣西门主义影响最深的、几乎撑起来法国第二帝国技术官僚和工业成就半壁江山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这个在战火中成立、在拿皇退位前的巴黎会战中能在学校组织数学系当炮兵在无步兵保护的情况下硬抗哥萨克骑兵冲击、凡有运动必积极参与的学生激进学校，伴随着工业主义和学校毕业生成为帝国技术官僚和仕途通畅，从而变成了“社会总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并且在1871年3月18日的起义中，这所一直以来激进运动的学校，全程无参与——这不再是一个科学的实验室、激进的学生的运动中心，而是从第二帝国圣西门主义成为显学后，成为了“国家的、民族的‘新贵族’、‘天赋贵族’——亦即技术官僚——的孵化地”。
从这一点上看，大顺的实学派，在李欗政变之后，实质上的站位，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那群人，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