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候表现出的极强寄生性而已。
人家李悝的原话明明是说搞奢侈品会影响麻纺织业，而鼓励奢侈品是要出事的，结果被扣个重农轻商的帽子。托马斯·萌，说政府应该出台政策，抑制国内的奢侈品和浪费，这可不是无名小卒，他被《国富论》称作“成为其他一切商业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准则”。
桑弘羊多明显的重商主义倾向却被扣个重农轻商的帽子——啥叫重商主义？亚当·斯密描述的，英国沿海的牧民私自卖羊毛，抓到就砍手、再犯吊树上，那就叫重商主义；英国商船敢私自跑到好望角以东，抓到就直接击沉，货物和英国政府对半分，这才叫重商主义。
这边历朝历代把重商主义搞得相对来说靠近的，算是恨不得放个屁都收税、拉个屎都专卖的宋代。
拉个屎都专营管控，那才叫重商主义。
工商业不收税，国内玩自由贸易，那叫重农主义。
走到此时，生产力的发展，和宋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生产力更加发达，再搞宋代那种重商主义，已经玩不转了。这不是个简单的组织术问题、或者说政治构建倒退的问题，而是生产力发展到明中期那一步后，重商主义在国内已经完全搞不了了。
重农学派说“以中为师”，并不存粹是空想出个理想国。而是实实在在有这么回事的。
故而，在这种条件下，大顺的问题不是辩什么重商主义还是重农轻商，辩也不是不能辩，法国的重农主义学派，本质上就是轻商的——土地才产出价值，工商业吊毛都不是，只是把土地产出的东西变了个形状模样，毫无价值，所以压根不用管他们。都已经“毫无价值”了，这还不叫轻商？
这种辞藻大于实质的争论，在大顺毫无意义。
真正有意义的，是怎么改变“商业资本老琢磨着寄生在旧体系上”的问题。引导商业资本丧失其独立性，成为资本社会的“资本”这个生产要素的一部分——黑马是马，而不是白马是白马、黑马是黑马。
而解决的最终方案，换句话说，叫“资本的平均利润率”的问题。
那么，从这一套上，也一样能推出大顺内部的问题——均田。
怎么解决买地囤地收租的利润过高的问题？
刘玉没这个本事，最终解决方案是工业极其发达、种地不补贴根本赔的裤衩都输光，那是治标治本的解决方案。
显然，刘玉肯定没这个本事。而且，1860年，英国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力，制霸七海，以至于工人都贵族化的时候，全世界的市场，对印度极致的压榨，一共养了几个工人贵族？不要说全国那接近世界五分之二的人口，只说够不够大顺一个山东省的人口？
那既然没这个本事，换个思路行不行？
不能解决商业资本往耕地上跑的问题、或者说工业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比不过买地收租。
那么，均田后，搞天朝田亩制度，禁止土地买卖，行不行？
的确，兼并土地的收益率高，那么直接出行政命令，禁止兼并行不行？
既然说，英国能靠棉布禁令、爱尔兰羊毛法、商品列举法、航海法等，把本国的棉纺织业搞出来，搞成工业革命的支柱力量。
那么，大顺靠田亩制度，让资本禁止往耕地上流，让商业资本而是往工业上流，最终通过工业发展，消灭商业资本这个单独存在的东西，让黑马变成马，日后白马、黑马、黄马，哪个快骑哪个，从而逼出来一套让世界其余国家绝望的工业力量，行不行？
实质上，刘玉的工商业未来的思路，一直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的。
只不过，为了达到目标，走看起来最短的直线，在现有条件下，恰恰是最艰难的。
所以，他才曲线绕圈，故意曲解老马说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里面所阐述的生产关系和分配的关系。
扭曲成“粮食是为了填饱肚子，人们用粮食而不是爱粮食，所以工商业只是对粮食的一种分配”。
由皇帝最担忧的造反问题、江山不稳的问题为出发点，从“人吃不上饭可能会造反”这个经济学基本不说的道理出发，把粮食和工商业发展绑定在一起，混淆视听。
随后的改革，刘玉让大顺的农业生产力提升了吗？
实际上，刨除掉黄淮水患的因素，基本上没提升。
那为啥几乎一年一赈的苏北地区不需要赈济了？
因为大顺造舰、军改，所以朝鲜、日本、南洋的可作为商品的稻米，都可以算作大顺的稻米。
于是在军舰和刺刀的支撑下，刘玉似乎给大顺的许许多多人展示出他的话，是对的——工商业，真的能吃饱。
这句话的本质，是对外扩张、殖民，确实能解决吃饭问题。
他为什么非要先造舰、军改、扩张？而不是在大顺内部，上来就辩经否定“重农轻商”、“重本逐末”？
因为他上过小学，算了算，按照人均560斤粮食的联合国定的温饱线，就大顺现在的人口、耕地、亩产、技术水平，绝对会狂打他的脸。
并且他也清楚，在18世纪，东亚和西欧的生产力水平，绝不是东亚生产力落后，不闭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