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出于利益反对的。
李欗上台的另一大助力，是一群实学派中的激进派，或者叫理性主义派。他们是真准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
这一部分人的力量，还相当不小。
他们觉得，之前往松辽、蒙古、西北地区修铁路，这都能理解。
为了方便迁民嘛，这是符合他们对未来的设想的。
好，现在这些事办完了，朝廷财政好容易缓过来了，有钱了，为啥要修这条路？
不是说，不该修。
而是说，事有轻重缓急。
现在，修一条穿过河西走廊到西域的铁路，难道不应该排在修这条路的前面吗？
若是修好了这条路，是不是可以方便迁民？
海军现在又没废，而且都顶到好望角了，现在修天津到金陵的铁路，完全可以往后排一排。
要办的事，多了去了。
朝廷的钱，还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然而商业那边立刻就给出反馈：商办，没人出钱。
这条路，不比往松辽分水岭修，既可以用土地增值来给钱、又可以扩大贸易，大为有利可图。
现在海运既兴不说，本身西边就有京汉路了，东边海运完全在自己掌握之中，沿途也没听说有什么不得了的价值。
年息几何啊？
到时候，收费低了，年息给不起。
收费高了，那不是都跑去海运去了，更没货走？
总之，要修，朝廷修，商贾不愿意出钱募资。除非，朝廷再卖点国有土地做补偿。
或者说，要募资修，也行。不卖国有的土地补偿，可以，加个附加条件：
和当初修往松辽以北的铁路一样，那时候既是加了附加条件的，参股者可以优先低价买黑龙江的国有的土地开大豆种植园、并且朝廷保证扩大大豆的市场、击败印度制糖业、扩大日本对大豆肥的需求等等。
那么，现在也一样可以加个附加条件啊。
比如说，修了从天津到金陵的铁路，那么朝廷就放开钞关限制，允许商人募股修东西向的铁路。
东西向的铁路，也即从先发地区通往内地市场的铁路。只要朝廷放开，商人是愿意出资的。
而这个想法一出，激进派则认为，既然是这样，那不如说，把在苏、鲁的激进政策，用在内地。
强制赎买地主士绅的土地，强制作为工业投资，修东西向的铁路。
这样，一举三得。
一来，集中资源，改革亩税，征收赋税，为千百年计，狂造船，征税补贴，把人送往扶桑垦殖。
二来，一旦内地有灾，则可通过东西向的铁路，迅速运输粮食，从而保证赈灾的效率。
三来，也直接把大顺现在这种缝合怪的状态解决了。直接上这种强硬手段，逼着地主把钱强制作为工业债券，顺带也把科举制改了，复上古学校制。
也即是说，仅仅围绕着天津这一座城市，很多政策都是乱七八糟、七嘴八舌，办起来极为困难。
这倒不是说李欗就一事无成。
实际上，上台之初，他和刘玉说的那几件事，他还真办成了。但办成之后，他就发现，寸步难行了。
牵一发、动全身。
正如刘玉之前说过的，不怕折腾，就怕不折腾。
只要折腾，必要出问题。
李欗不是对小农有承诺而被推上去的皇帝，他是对大资本、军功贵族、底层军官、长役士兵、海军、以及一部分实学派和复古儒学派的“读书人”有承诺，而被推上去的。
在他上去后，强行催动了大顺的工业发展，却也加剧了社会矛盾。
等着前面一通勐跑，稳固了地位后，却发现，后面是一步也迈不动了——除了对外扩张。
但问题就在于，在这个时代，对外扩张大顺已经到极限了。
比如说，北美的土地，很多地方空着，大顺不缺土地，也不缺人，而是缺人跑到土地上的过程。
比如说，日本。就这样了，还能咋样？都已经六公四民了，还能有多大的市场？
比如说，印度。农业税倒是收了。问题是，印度也需要军队、海军、行政开支。算上这些支出，真正结余也剩不下多少。
于是陷入了死循环。
要么，学英国殖民模式，一颗铁钉也不能在扶桑生产。然而，这就意味着，资本根本不会移民，全得大顺自己掏钱，没钱。
可，移民优先，资本唱主角，那扶桑那边就围绕着美洲自己搞贸易圈。借助刘玉留下的奇葩的殖民土地法，强行固定出了劳动者从属于资本的关系，既不缺资源，也不缺劳力，那大顺这边就吊毛卖不出去，等于没扩大外部市场。
同样的。
既想在印度劫夺廉价的原材料、又想让印度成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内部人口伴随着天花防治、黄河修缮、京汉铁路运粮等等问题，蹭蹭地涨，回过神来想要解决内部问题的时候，又发现无从下手。毕竟他是皇帝，还想玩制衡，只怕真把旧的科举人才都干没了，这制衡之法也用不得了，到时候这皇帝怎么当？无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