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说你打着诸如什么《论贫困的消灭》里面那样的幌子，也无所谓。
关键是，你得清楚。
幌子是幌子。
尸骨是尸骨。
李自成是李自成。
你是你。
你可以打这样的幌子，但你得明白，幌子之下，你是要为资产阶级更好的获取利润而服务的。
老马说：【欺诈让渡国有地、盗掠共有地等等，将其转化为近代私有财产，都是原始积累的方法。这些方法，给资本主义农业以活动的领域，使得土地并合于资本……】
这种模式，在英国表现为圈地运动，在北美则表现为大块土地售卖制和土地赠送制。
区别就是，圈地是因为地上有人；而北美模式则是因为……把原本上面的人，杀光了。
在这里，大顺采取的方式，类似后者，而尽量避免在核心区搞兼并。
更准确点说，就是刘玉在告戒李欗，不要在那些无人的边疆地区，仍旧试图用“青春版的土地思路”去解决问题。
既然说，承认私有制、认可土地买卖，那么小块土地所有制最终还是会玩成兼并，亦即尹里奇说的“美利坚模式”——国有土地、宅地法、小农、贫富分化、兼并、最终资本主义性质农业的农场。
那大顺松辽分水岭以北的情况，那就干脆别脱裤子放屁走完这个过程。直接搞大块土地所有制。包括以欺诈让渡国有土地、低价售卖国有土地、赠与土地、优先购买等等任何可以的方式。
以史为鉴。
早期北美这么搞，确实出现了土地投机风。那纯粹是因为汉密尔顿脱离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运输水平，多迈了一步，扯着蛋了。等着铁路等修好之后，使得土地经营有利可图，最终还是完成了兼并和大块农场。
而大顺这边恰恰不同。
一旦铁路修好，松辽以北的黄豆若能运出来，那么这里就完全可以套用南方州的种植园模式，依靠市场、经营土地。
确实如刘玉所言。
大顺有些地方的基建，资本是愿意出钱的。因为资本是“单对单”的。
比如说，武夷山到闽江的运河，资本出钱修运河，资本收的是运河的通行税，这是有利可图的，而且长久看都是有利可图的——只要对外茶叶出口依旧把持在大顺手里、只要欧洲人没有偷走茶苗，无论将来大顺的政策怎么变，是继续松苏出口、还是广东通商、亦或者直接福州通商，那么从武夷山到闽江的运河都是有利可图的。
包括说，修建的从胶州到济南府的铁路，也是如此。
这即是“单对单”，资本只看自己投资的单个事物的效益，而不可能去统筹全局。
而如从京城、亦或者旅顺，修过沉阳、过六百里松辽分水岭直到松花江、黑龙江的铁路。
只看铁路，短期内效益和回报，基本是看不见的。
所以。
要么，朝廷出资来修，从全局的视角来看问题。这里包括传统的全局视角：实边、迁民、解决华北的人地矛盾。
要么，就得出台相应的政策，使得铁路本身被抽象掉，而把利润放在别的地方，从而让资本愿意出这个钱。
这里面的区别，对于统治者而言，那可大了去了。
简单来说，第一种，朝廷出资来修。
比如说，搞“三饷”模式，且学崇祯，【暂累吾民数年】。
结果修成了，老百姓也不满意，地主跑那边种地也不记朝廷的好处、资产阶级说不定还得被“助捐”啥的心里也得骂。
完后吧，事后移民、屯田、戍边、实边啥的，迁徙人口，大家不肯迁徙，又得骂一顿。
但是，换刘玉说的这种模式，那就大为不同。
资产阶级美滋滋地得到了土地、得到了原始积累、以后还会返还“本金和利息”，完后还能通过剥夺那些农业雇工的剩余价值获取利润。
小农这，又觉得不伤自己、不曾征饷、家里过不下去又可以去那边打工种豆子，说不定还能得块农场周围的份地。
而劳动力，本身又不缺：地主兼并、放贷、或者破产导致自己失地，“自愿且主动”地爬上开往松花江的四等车厢，去给人种豆子，那至少不是统治者征三饷导致的。
而且若是李欗办的，那资产阶级不得给李欗立牌位啊？
所以说，事，都是一个事。
修路。
地，最终发展下去，只要不出现革命，那肯定也是一样的结局：最终兼并。
但是，过程就完全不同。
前者全是骂名。
后者则至少还有资产阶级给烧高香、立长生牌、认为这是个可以依靠的资产阶级的“好皇帝”。亦即老马说的，走到最扭曲的程度，唯有皇帝才能维护资本主义、唯有小偷才能保护私有财产、唯有道德低下者才能当教皇的版本。
所以，这就是刘玉说李欗还是没有把未来放在工商业上的真正意思：你需要，换一个阶级来当你野心的助力了，要用工商业时代的情况来思考问题了，要知道拉资产阶级了。
打着小农的皇帝的拿三，背后真正的依仗是金融家、资产阶级，最终干成的事也是工业的高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