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说，即便他支持，甚至说开拓思路，是明显的逆练老马的资本主义式的。
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前面说的那两种目标。
即便不考虑他自身的野心，或者说即便认为他不是个纯粹的野心家。
那么，他的思路，仍旧是明确的：
九州之内的人地矛盾已经这样了、继续按照旧的方式统治下去，指定要完。
一旦完犊子了，他这种正儿八经的“与国同休”的，肯定要跟着完犊子。
李欗是不认可阶级矛盾的，或者说他不是以这个思路来考虑问题的。
他把大顺的问题，浓缩成抽象的“人地矛盾”，亦即“人均土地不足”的矛盾。
在这种思路下，他和老皇帝的“王谢燕、百姓家”的思路，本质上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老皇帝认为，要提亩产；而他认为，提亩产现在不现实，不若提升土地总数。
所以，他为什么支持资本主义式的农业开拓？为什么思路如此？
不是因为他是伟大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要为全球建立资本主义的秩序、甚至他自己说的“新礼法”天下而努力。
目的，是迁民。
怎么效率怎么来。
资本主义相对于小农自行迁徙，效率吗？
就刘玉之前搞得几次改革，不管是下南洋还是移扶桑，显然，都非常的效率。比之小农的自发迁徙，可谓是效率了几十倍。
那么，是否有更效率的方式？
理论上，有。
实学激进派的靠国家控制庞大的土地收入作为资本，国家的全部施政重心，都放在移民、垦殖、占地上。
但是，这种理论上更效率的方式，李欗不可能接受、也绝对不敢接受、更绝对不可能成为全天下旧的乡绅士大夫地主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或许羡慕刘秀、羡慕朱棣，但是，绝对不可能把自己定位成王莽。
所以，他会选择相对来说比较效率的资本主义农业的开拓模式，从而试图迅速解决九州内的“他认为的最大的矛盾”——人地问题。
为什么会这么想，除了前面说的他属于是统治阶级中看到危机的那些人的代表之外，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
此时，中国二字的“中”。
尤其是大顺下南洋、打赢了一战、在阿拉巴契亚山划线之后。
这个“中国”，不是简单的国家概念、地理概念。
这个“中”字，是个确确实实的“国际政治秩序”的“中心”的意思。
谁掌握了九州，谁稳定的九州，那么谁就世界政治秩序中心的天子。
用一些很传统的朝贡体系来说。
谁能在九州完成大一统，那么谁就是“天下”的天子。朝鲜等藩属国，会自发朝贡。
天子的核心，是九州的皇帝。
只要九州内部不乱，凭着此时大顺已经打赢了一战、在阿拉巴契亚山划了线的态势，一切都是小事。
扶桑西海岸，现在也就是个附属品。南洋，更是彻底和九州绑定。
而九州之内，在李欗看来，最大的问题是啥？
人地矛盾。
所以，一切以“解决九州之内的人地矛盾”为出发点。
在此目的下，怎么快、怎么效率、但又不至于引起大乱，便是最佳选择。
至于什么那种模式，到底要走尹里奇说的“普鲁士道路”还是“美利坚道路”，那都无所谓。
怎么快，怎么来。
怎么能快速稳住局面，怎么来。
怎么能快速达成每年从九州核心区迁走百十万人口，怎么来。
也即是说，不管怎么样，李欗是要“改善”九州之内的小农生存环境的。不管是轻徭薄赋、亦或者赎买自耕、亦或者其余怎样，都有可能。
但是，一旦出了九州基本盘，去了扶桑、去了松辽分水岭以北、去了南洋，那边爱怎么来怎么来。
说句难听的，要是那边能搞奴隶制，说不得李欗都得支持奴隶制，他甚至可能主动把人卖到扶桑赚银子。当然这可能是诛心之论，毕竟此时的现实并无这样的条件，但他的思路，在刘玉看来是非常明确的。
亦即是，他和刘玉的隐藏分歧：他没经历过未来，所以内心潜意识里其实并不相信刘玉说的工商业容纳大多数人口的未来。
而他对于开拓的思路，虽然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农业的思路。但是，这是手段，而非目的，他的目的仍旧还是解决他认为的“人地矛盾”问题。某种程度上，他或许认为，要是人均三十亩地，那么就算存在租佃制和土地兼并，那也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