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
一个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国内市场”，如果并不在这个“世界市场”之内，那么这个“世界市场”，就是无意义的、不成立的。
那么，对大顺而言，“国内市场”，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自由贸易，对大顺又意味着什么？
只以太子之前折腾过的湖北为例。
靠着川盐入楚、楚布入川，靠着四川不适合种棉花而江汉平原适合种棉花的地理区别，湖北的棉纺织业这些年有所发展。
可是，即便有所发展，争得过松苏？
论粮食。
历史上，从满清中期开始，湖北的粮食就已经不能自给。
而松苏，靠着刘钰的帝国主义手段，拿到了南洋米、东北高粱，谷贱伤农到农民开始大规模弃稻却依旧能够利用海运保持米价低廉。
湖北怎么比？
论棉花。
历史上，江汉平原的棉种改良，经历了多久？一直到北洋时代，官员都无奈感慨：“欲改良棉种，唯有靠大灾之后，赤地千里，征收土地方可”。
而松苏地区，外有爪哇棉和印度棉，北有盐改和漕运改革前后刘钰前前后后屠杀镇压了七万盐工盐户起义后的两淮草荡圈地。
湖北怎么比？
论市场规模。
历史上，江汉平原的棉纺织业，一靠本省市场，二靠四川市场，再多的也就挤不出来了。
而松苏地区，辽南那边试种棉花，直接被刘钰扫了个干净，彻底废掉了辽地自己种棉的可能；南洋一战，直接接管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依托印度苏拉特棉纺织业塑造的南洋棉布市场；一战之后，更是让大顺的棉布成为了西非的“哀伤之布”，成为了西非奴隶贸易的蓝色眼泪。
正如拿三的《甜菜疙瘩问题》里，用法国本土甜菜和法国殖民地的甘蔗举得那个例子——这几乎可以视作，大顺松苏棉纺织业和湖北棉纺织业的一种翻版。
【如果自由贸易的信徒敢在法国实施他们的有害理论，法国将至少有200万工作者失业……】
拿三的理论，绝对是有问题的。
但现实就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那被自由贸易所侵害的200万失业者，选他当了皇帝。
亦正如历史上五口通商，贸易中心从两广转移到上海后，西江航运的船夫、五岭脚夫、两粤手工业者，选出来了洪秀全、杨秀清、薛朝贵。也让被上海宁波福州取代的广东成为日后延绵不断的起义策源地。
所以，自由贸易问题，在大顺，是个不可不谈的问题。
是大是大非，是路线之争，更是手腕检验——要么，解决掉他们；要么，安抚或者缓和他们。
甚至于，哪怕对于可能的野心家而言，不理解这个问题，也就无法成事——国内市场，是世界市场的子集。而国外市场的自由贸易，并不代表世界的自由贸易格局已经形成，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并未参与的世界贸易，是不配叫【世界】贸易的。
大顺的体量是如此之大，此时工农业生产总值几乎相当于其余之和。
大顺的人口是如此之多，此时的人口就是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那么，大顺此时发展工商业——指的是先发地区之外的发展——的思路，能也只能是，搞出来一个个“省级中心”，吃周边、吃本省。
而这，恰恰又是和自由贸易相悖的。
理论上。
真正的“自由”贸易，是松苏地区，依靠殖民地的棉花等原材料、依靠东北南洋的粮食、依靠海运成本、依靠人口数量、依靠金银发钞权，500万人足以完成蒸汽机时代的工业化，以500万工业贵族，让3亿小农破产、农村彻底衰败、农村手工业全面瓦解、土地急速兼并。
效大英在印度故事。
极端点，逼出来乡村劣绅化、小地主破产、经营手工业的地主富农之子信共、大地主大资本家嫡子焚烧自家地契而求“尽拔己毛、令出巨子；赴汤蹈火、以利天下”的局面。
还是那句话。
帝国主义的倾销，两重问题。
小农破产、小农经济瓦解。
本国资产阶级发展不起来。
这是两个问题。
两个阶级的问题。
问题在于，小农破产了、小农经济瓦解了，可是民族资本也没发展起来，被帝国主义和买办干死了。
而大顺，现在自己就是“帝”，也没人能跑大顺来倾销。
那么，这个两重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小农破产、小农经济瓦解。
老马说：【资产阶级社会，是缺乏英雄气概的。他的诞生，要靠召唤古代的英灵，利用农民和小资产者的勇气】
【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轻守护过它的摇篮……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
大顺特使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现实，使得大顺这些资产者的诞生，是依靠千百年来一次又一次的起义、反抗、逃亡、战斗而得来的。最终确定了小地产所有制、商业的基本自由、产业的基本无管控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