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解不开这个结，于是最后不得不绕回“复礼”的制度化运转这一步：既然走由外而内这条路，周礼、六艺，就是“外”的最终标准。
练外功，能不能练出来内功，并且确保这内功，是正派正道？
万一练偏了咋整？一身外功咔咔一顿练，最后练出的全是魔功，这不扯犊子吗？
这是朱熹和陈亮互撕的根源，你陈亮说要富国强兵，那么你富国强兵的外功练到了极致，你确定这是正道？金人虎视眈眈，你说富国强兵、由外而内，道统不绝，那他妈的万一金人获胜，国祚延续，国家富强，那你这意思，金人也有道统呗？兄弟，你听我的没错，就说三代之后，道统已绝，大家都没道统，金人就算赢了也没道统，道统在咱们读书人手中，咱们随时还有以“复道统”为大义的主动权。
既然这个问题绕不开。
那么，叶适也只能走回“复礼”的制度路上：你看，夫子把制度这一套外功，都写的清清楚楚了，就在《周礼》里面，制度、官制、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等，圈套的。咱们只要按照这套外功练，难道还能走偏吗？
延续到大顺，到颜李学派这，也是卡在了这一环。亦即“由外而内”的这一环——颜元、李塨，是让弟子学“艺”，别鸡儿先去读经，只要把六艺精湛了，由外而内，正道自生。
这才有了开国初年，理学派狂喷颜李这一派，说他们“不知道往哪走，就先把车造出来了，使劲往前奔，这不是瞎走吗？你不先内，你知道你该往哪走？你都不知道你该往哪走，你学艺，‘造个车’出来，到时候方向跑反了，那不是距离正途越来越远吗？”
这也是为什么伴随着考据学的发展，尤其是涉及到“伪书考证”问题时，牵扯到周礼、尚书等是否是“后认杜撰”的考证问题后，颜李学派这些人如此的激动、反对、争论。
就源于这个“由外而内”的问题。由外而内的基础，是得有《周礼》、《尚书》等这些上古典籍的“制度”。
最终是要通过“复古时制度”，来达成外功练的是正道的最终目标的。
如何保证“由外而内”练的内功不是邪路这个问题，是大顺学了宋儒永嘉永康学派，在解决了“夷狄之辱”问题后的治国过程中，一直绕不过去的坎儿，也即卡在对理学“破而不立”这个尴尬意识形态构建场面的根源。
为啥当初选永嘉永康的学问？
答，这是战斗的学问，是靖康耻之下催生的的学问，是符合前朝末年现实的，是大顺拿大义的。
拿了之后，到治国的时候，这玩意儿，都知道“霸道太重”。现在东虏已废，这种“霸道太重”的学问，怎么能作为正统呢？
当然，既然当初选了，那么现在，对大顺而言，实际上在“克己”还是“复礼”的意识形态上，理论上更接近大顺意识形态的，是“复礼”。
克己，然后复礼。由内而外，是一条路。
复礼，由外而内，制度构建，从而内外一致而复礼，最终自然克己，由外而内，又是另一条路。
也即是说，大顺自开国之初为了拿“大义”而选的意识形态，是着重“外”的。
这种思路延续至今，潜移默化之下，在蒸汽时代即将来临的时候，即便是实学派，也急需一个“成体系的外功”。
这个“外”，要和周礼类似，是一整套制度，法规、政策、所有制、甚至连利息多少都要考虑在内的。
故而，非常符合大顺实学派、又和大顺此时的经济基础贴近的、空想的“圣西门精英实业主义、加强力银行向实业倾斜抑制兼并、从抽象人性的仁义道德和永恒正义出发的美好社会构建的圣西门空想社”，也就很契合地成为了大顺实学派这一整套【歪经】的最终“终极未来”。
现状解读、工业化生产力的未来理解、再加上空想社的终极未来，这一套歪经，亦算是有头有尾、人亡政不息、门徒有信仰、政策改革有目标且是可以根据“经书”推出来的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