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于废运河、兴海运、殖民、垦殖、对外战争、掠夺市场、修铁路、挖矿藏、甚至也不妨碍蒸汽机的运用——井盐区早就玩上千人、上万人的大工场，打井能打千余米深了，这种东西大顺本身并不排斥。
但，大顺不可能通过改革，做成一些事。
不可能通过改革做成的事，那可就多了去了，也没必要一一列举。
刘钰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卡在这个时间点上。
这个时间点，是刘钰认为，大顺可以通过改革完成的事，大部分已经完成了；而剩下的，大顺不可能通过改革完成了。
那么，这些年的变革，为什么是对的？
这才是刘钰想要引导的东西。
为什么是对的？
原因可以很多。
或者说，“经义”可以很多。
比如，国库收入增加了，所以是对的。
比如，漕运导致的百姓负担减轻了，所以是对的。
比如，南征北战，竟在武功上一较汉唐之盛，所以是对的。
等等、等等……
为什么是对的，可以有很多种“对”。
但刘钰却希望树立一种“对”——即，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所以是对的。
他在拿“经”权。
并且，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各种书籍小册子的鼓吹下，从山东节度使的回答来看，实际上，至少在先发地区、新兴地区这里，他其实已经拿到了。
因为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所以这些年的变革是对的。
那么，反过来既是说，变革要想正确，就得让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
这，才是“对”与“错”的标尺。
至少，对大顺这个封建王朝而言，这根“标尺”肯定是没问题的。
而这根标尺一旦立起来，自然会有人拿着这根标尺，去做一些事。
可以改革。
可以变法。
然而一旦改革和变法都没办法的时候，那么有人站出来造反，并且以增加国民财富总和为目的或者口号、以大顺王朝已经阻碍了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为大义，也就并不突兀了。
一直以来，自耕农的梦想，都是耕者有其田。
那么，耕者有其田，就是目的。
但是，实际上，这应该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
只有当有一群人站出来，明白耕者有其田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是为了让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耕者有其田恰好可以作为手段达成这个目的的时候，大顺的起义，才算是真正摆脱了农民起义的局限性。
包括刘钰对大顺一些儒学复古派的态度，也是如此：周礼的一些手段，可以是手段，但绝不能是目的；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是正确的，但天下第一仁政不能作为最终目的，而只是最终目的的一个手段。
复古，是错的。
托古改制，未必对，但如果明白目的，搞托古改制，也不是不行。
刘钰选择这个时机，来吹风，时机刚刚好。
大顺这些年的变革，效果极佳，一旦黄河河道修成，谁都得说这些年的变革是正确的。
但是，为什么是正确的？
这个，一直没有人拿到这个大旗，而刘钰从一开始就在悄悄拿这个大旗。
拿的久了，很多人也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面大旗。
并且形成了一种被强化的认知：因为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所以是正确的。而诸如国库收入、劳役减轻什么的，都只是这面大旗的一角而已，并不是全部。
否则的话，是不是只要国库收入增加，就是正确的？
甚至于，是不是只要劳役减轻，就是正确的？直接学蒙元，压根不修黄河、不管黄河，爱咋咋地，民众的劳役、至少黄河两岸的百姓在单纯修河上的劳役减轻了，那么这是正确的吗？
至于其余的大义……至少以大顺此时已有的、或者之前一定确定的大义，基本上，可以视作大顺这几十年的改革，是大错特错的，而且是流民图级别的大错特错。
皇帝已经老了，皇帝需要的是有人来歌颂一下他的英明神武，他支持的变革是正确的，合乎大义的。
死去元知万事空，皇帝现在更在乎的，是身后名。
开疆拓土，当然对皇帝而言是功，但这种功，在皇帝看来毕竟“片面”了，没办法形容他。而且只论开疆拓土，很多以此为功的帝王，名声事实上并不太好。
在这种时候，刘钰拿出了这个大义，并且算是第一次正式伸手“上层建筑”领域，而不是吭哧吭哧地闷头那挖经济地基。
当然，这个大义，是以一种拍马屁的方式，拿出来的。皇帝显然不会意识到，刘钰这里面藏的鱼钩，因为这个鱼钩藏得很深。一旦吞下这个饵，距离由此“大义”衍生出一些特别的小册子，就很近很近了。在那些小册子出来之前，当然是无害的，甚至是歌颂的；但若没有这个“经义”，一些后续的小册子就无法获得正义。
而这，正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真正的精髓之处：先定大义，目标是富国裕民；再从此大义，引出如何才能富国裕民。
从战斗和政治的角度来看，无形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