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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季，天主教的西班牙牛仔们，受雇于法国的毛皮贸易垄断公司，赶着大量的牛马，从大湖区，来到新益州。
在这里，交换烧酒。
等到八月份雨季结束，从新益州这边，简单的几乎可以算是一次性的船队，在这里装满酒类，沿着河运送到下游的法国贸易站。
牛仔们的任务，是来的时候看护牛马、回去的时候放船。正好一来一回。
法国人再用这些烧酒，换取毛皮和人参。
第二年，将毛皮和人参，运往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的大顺特许贸易区，交换大顺的纺织品、丝绸、瓷器等。
大顺的商船，再把人参和毛皮，从阿姆斯特丹运回大顺本土，售卖给大顺的富裕阶层、地主、贵族、新兴阶层。
大顺的富裕阶层、地主、贵族、新兴阶层——当然也包括日本的封建主，他们对人参也挺热衷的，尤其是在刘钰搞死了高丽参之后，西洋参成为了日本的唯一选择——等于是把钱支付给了法国人。
法国人又靠这笔钱，在东海岸搞畜牧业，然后赶着大顺在这边垦殖急需的牛马来到垦荒区。
而伴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大顺这边的畜牧业也发展起来了。这就使得牛马换烧酒的交易，逐渐让法国人需要用从大顺富裕阶层那卖人参赚来的白银支付。
毕竟，大顺可以搞畜牧业，而法国是没办法在其控制区搞酿酒业的。
既是因为法国的葡萄产业保护。
也是因为大顺搞这一切的基础，是廉价的工资劳动者，而法国在北美缺的就是这样的人。
靠卖酒赚到钱的烧酒工场，或者说土豆农场，再将这笔钱的一部分作为工资，支付给来这里打工的移民。
移民攒够了钱，再花钱从朝廷手里，购买一块自己的份地。
朝廷再拿着这笔钱，完成黄河区的移民迁徙。
而移民迁徙，又使得大顺在新益州，始终能够保证足够廉价的劳动力，也使得大顺的土豆烧酒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农业，得以延续，并且拥有对整个北美地区酒类碾压般的优势。
当然，这一切的一切的前提，就是大顺“以史为鉴”，直接杜绝了北美十三州的土地问题，一步到位，直接在北美搞了土地国有化政策。
也所以，大顺在北美的农业，虽然像普鲁士道路，但实际上则是加速状态下的美利坚道路。
只不过，因为自耕农在垦殖殖民地的天然离心性，以及垦殖殖民地的小资产者反资痼疾，大顺选择了扶植一批“保守派”，作为在这边的向心力。
而这批保守派，又必须和土地、工商业等挂钩。
这种挂钩，一个是需要大顺本土的军事力量支持，否则的话，他们在这边的利益，就会被欧洲吃掉。
另一个，就是他们能够存在的基础，就是大顺本土的劳动力，以及大顺的正规殖民术。
很简单，没有大顺的近世殖民政策，谁来挖土豆？谁来酿酒？谁来种土豆？
靠那些已经完成授田的、家有土地至少120亩、牛三五头的自耕农，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来你的农场捡土豆？酿烧酒？
俄国可以搞强迫的农奴工厂定期服役制，你和大顺的自耕农搞这一套试试？直接把你酒厂给你砸了。
所以说，【资本不是一个物件，不是钱。而是以物为媒介而成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不是物件。
而是一种社会关系。
就新益州的土地状况，气候条件，农业条件、人口数量，正常来讲，是根本不可能存在这种社会关系的。他就没有这种社会关系存在的物质条件。
而这一切，是靠大顺这边的国家强力和殖民政策，愣生生造出来的这样一种社会关系。
换句话说，在新益州的一切大农场主、资本家、工场主，他们只能是向心派、一统派。
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们存在的基础、他们能够剥夺他人劳动成果的基础，就是大顺帝国的国家强力强制扭曲出的这种社会关系。
缺了大顺，他们的大农场、大工场，明天就会因为缺乏工资劳动者，而完犊子。
也即是恩格斯在土豆烧酒问题上评价容克一样的道理：【……那么，容克地主会被分散，成为独立的农民等级、自耕农……】。
只不过，普鲁士的问题，是市场、产业，因为普鲁士并不缺人；而大顺在这边，缺的是人。虽然都是靠土豆烧酒串起来的，但维系这种“社会关系”所需要的要素，缺的不同而已。
话句话说，大顺在这边塑造的这些向心派、保守派，如果缺乏大顺的国家强力，就会像缺了土豆烧酒的普鲁士容克一样，很快会被分散，成为农民等级、自耕农。他们不得不坚定地站在一统的态度上，屁股决定了脑袋。对他们而言，这个产业可以是土豆、可以是烧酒、可以是其余的别的什么玩意，都行，但不管啥产业，都一样。土豆只是个代表，但土豆对大顺，并不如同土豆之于普鲁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