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当然是好事，因为大顺的华北地区的自耕农，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和欧洲的农民所面临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欧洲的农民面临的现实，是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如何转型。
而大顺华北地区的自耕农，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面临的现实，是生存。
人口滋生、人多地少、封建徭役、地方税赋，外加铜钱和白银的兑换问题，使得华北的自耕农群体也已经有些撑不住了。
大顺的华北地区的小农经济，已经相当脆弱。
这种脆弱体现在，开国之初，百余年前，自耕农群体不需要非得男耕女织，口均25亩土地，那时候种种地，日子过得也还行。是可以余下粮食，进入商品交换流通领域的。
而现在，不是口均25亩土地了，而是户均25亩地就算不错的自耕农群体了。一般来算，五六口之家，亩产就在那摆着，人均分不到多少。
种种压迫在身上，随便举个可能最不起眼的压迫：交税要用白银，可是日常生活得用铜钱，铜钱转白银，这里面的水就深得很。
理论上讲，铜钱是白银的小额币，是有官方兑换比的。
但实际上，铜钱和白银，是本币和外币，官方的“汇率”，卵用没有。
这一点，明朝就有人发现了，说白银和铜钱，根本不是白银是“当千钱”的大钱这种关系，而是等于朝廷把发钞权让给了商人了。前朝就知道这是本币和外币，而不是大额本币和小额本币的关系。
这就促使各个家庭都必须想办法干点副业。这些副业，自然就包括纺织。
纺织，不只是自己用。还有就是要靠女人纺织，换钱，来缴纳各种税、费、劳役等等。
靠卖粮食那点钱，能把全家饿死。
不纺不行。
所以才说华北地区的自耕农经济，已经出问题了。只靠种地，已经活不下去了。
这也是大顺这边，为什么对于统一的全国市场、取消钞关、取消内部关税如此抗拒的原因。
真让松苏等先发地区的纺织品，涌入华北，华北的自耕农就只能反了。
对欧洲来说，这是个转型问题。
但对大顺而言，这就是个实实在在的生存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刘玉在山东做事，这么难做的原因之一：黄河从家门口走，那也意味着，劳役要比以前更多、负担比以前更重、危险比以前更大。
就不提可能溃堤的危险，就说这河堤维护，地方的支出就得增加、百姓的负担就得加重。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负担加在谁身上？自然是自耕农身上，佃农榨不出任何油水了、地主士绅想要逃避负担还是相对简单的。
在第二波移民即将开启之前，刘玉来到了鲁西地区的安山湖。这地方在后世的地图上是不存在的，因为黄河决口，这里重现了梁山泊。
而现在，这个地方是尴尬的。
在大顺海运兴起之前，这里很重要，是大运河的“四大水柜”之一。
所谓水柜，意思就是缺水的时候，放水给大运河；涝的时候，大运河放水给安山湖。
永乐九年开始，这里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一切以漕运为先。
但显然，建设的并不成功。
万历十六年，都给事中常居敬，行河复规安山湖以猪水题，修土堤四千三百余丈，又为闸，一于湖之北口，一于湖之南口，因其涸溢以为蓄泄。
万历十七年，都给事中常居敬奏东平、济宁之间设安山等湖，谓之水柜。
泰昌元年，王左言诸湖水柜已复，安山湖且复五十五里，诚可利漕。
崇祯十四年，张国维上疏运六策，首言复安山湖水柜，以济北闸。
在明末的大背景下，安山湖关乎漕运、关乎帝国安危，重要的运河水柜，有很多次计划要修。但最终，要么没钱、要么这湖已经淤积修不太了，也就不了了之。
时光荏冉，大顺最终决定放弃运河漕运的那一刻，安山湖的地位就彻底尴尬起来了。
而等着刘玉决议要赌一把、挖黄河的时候，安山湖的地位就更加尴尬。
黄河下游，需要一个蓄水池，一个湖泊，来调节水位。
否则的话，就黄河的火爆脾气，在鲁西地区，只怕三天五日就要决一波。
是以，前期废弃漕运期间，以及明代开始的在湖边垦殖的所有土地……都必须废弃。
人，迁走。
地，淹了。
不只是安山湖，而是周边百余里内的洼地，都必须要废弃，作为将来黄河改道后重要的调节湖泊，也即复缩小版的大野泽、梁山泊。
当地州牧和县令，跟在刘玉身后，一个个脸色都不太好看。这不是简单的媚上就能解决的事，而是州牧也好、县令也罢，这些事纵然说不可能全靠他们自己办，但其中的麻烦事，从朝廷决议解决黄河北决之险的那一刻开始，就连绵不断。
说句难听的，你是当地州牧，县令。十几万人口，要把人家赖以为生、家庭积攒了百年的那点土地淹了、挖了，纵然说有军队镇场子，那这县衙安生的了吗？
刘玉的话，却又不容置疑，压的下面的人喘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