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君心难测，此时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体现。
刘钰不可能去问问皇帝，哎，你是不是准备在死前把黄河问题解决了？
毕竟，对皇帝来，黄河本身是不能威胁到皇权统治的。真正威胁的，是黄河决口之后的“人”。
而皇帝觉得,可能没办法解决人的问题，所以可能会琢磨着把人解决掉。
封建帝王，屠戮百姓，如屠猪狗，这种事很正常，变种的草薙而已。
理性判断，一旦和皇帝这个在理性时代本不该存在的东西结合，那就很容易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
明末溷乱时代，农民、贱民、矿工等，用暴力给大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因之，会让大顺的皇帝尽可能维系小农的生存；但一旦感觉可能无法维系的时候，便很有可能扼杀于摇篮之中。
这不是没有可能，而是很有可能。
一开始，刘钰听着皇帝忽然谈及轮台诏，他心里肯定是嘲讽加吐槽。
心里嘲讽，皇帝的脑子，顶天也就到那种不谈生产力生产关系、期待几个超人的良心，搞个什么零之镇魂曲之类的东西。死前发个轮台诏，把国内的兼并问题缓解一下，让太子去做“好皇帝”。
这当然要嘲讽。
但到了后面，刘钰越听，就感觉味儿越不对。
凡事就怕对比，这味儿越发不对的情况下，刘钰觉得,这种类似“放水淹田改稻为桑”的手段,还不如一开始自己嘲讽的那种想法呢。
做事,肯定要算成本。
而做事,怕也怕算成本。
投入成本，是为了目的。
关键在于，皇帝的目的是啥？
皇帝的目的，是百姓更好的生活？还是皇权的稳固统治？
大部分时候，二者似乎外表来看没啥区别，但一旦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就会立刻露出本质。
哪怕不考虑生产力这种理性的因素，只是考虑抽象的百姓更好的维系小农生活这个目的，投入几亿两白银，也是值得的。
但如果只考虑皇权的稳固统治，实际上……是有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桉的。
铁路的出现，的确让皇帝增强了统治的力量。并且给皇帝塑造了另一种可行的方桉。
一旦从京城到汉口的铁路大致完工；再配上海州到徐州再到皖北河南的铁路。实际上，黄泛区大顺的黄泛区，多半是后世的黄河下游流域，而不是原本历史上花园口后的黄泛区概念已然是一片四面皆围的死地。
按照刘钰设想的花钱移民的构想，这需要大约至少叁五亿两、甚至更多的钱，才能解决。毕竟还涉及到几千万亩的耕地,挖黄河的河道,必然是最好的耕地区，因为黄河不能穿山越岭加爬坡，水往低处流嘛。
并且其中必然夹杂着反抗、溷乱、以及即便做了也未必能成。
而如果皇帝真要搞点反人类的办法，那只能，成本确实大大降低。
水一冲，死一波、杀一波。北以黄河新河道为壑、西以铁路为墙、南以富裕乡绅防止灾民南下为忠、东以大海为弱水。
到时候，不但迁徙成本大大降低，而且少了许多迁徙的怨气，顺带还能重新分配土地。
甚至，完全有可能在大量迁民之后，于黄泛区搞中唐均田制，打造成为皇权的新堡垒，极大地增强皇权的力量。
并且，在铁路出现之后，以及大顺的财政状况，这种想法，是真的有可行性的……
而且，不论是难度，还是对天下结构稳定的破坏，都比刘钰一开始以为皇帝要搞的那种轮台诏的手段，简单多了、影响也小得多。
虽然不知道皇帝是不是真这么想的，可听着皇帝的那些话，刘钰总感觉味儿很是不对，着实很慌。
于是乎，在皇帝听来，刘钰的这番话，让皇帝略微有些诧异。
就刘钰在阜宁、苏北等地的手段来看，怎么看刘钰都是个激进的变法派。
皇帝万万没想到，刘钰竟然出来一个相对来最为保守、最为温和的办法。
虽然这个内部的保守、温和，是以激进的对外扩张为基础的。
温和，那自不必提，确实温和。
保守，因为刘钰的这个想法，完全避开了改变黄河可能泛滥去的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制是否要改变的方向。并且，显然是以维系现有一切制度为基础的迁民计划。
皇帝相信以刘钰为首的枢密院那群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判断，那里集中了大顺对外部世界最了解的一群人。
而且既然刘钰五年之内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皇帝鉴于之前的信任，也相信五年之后，财政收入翻一番颇有可能。
只是刘钰把问题直接引向了黄河问题，让皇帝有些诧异。
不提皇帝到底是怎么想的，现在的黄河问题，就是一滩屎，指不定哪天炸了，谁挨得近谁就得黏一身。
庙堂边缘、江湖深处，喊着解决黄河问题的人，没有威望也没有足够的朝堂高度来做这件事，只能空喊。
庙堂之高，谁敢抗这个事？谁又想抗这件事？
但皇帝没有直接去接黄河这个话茬，而是问道：“以爱卿之见，此番印度、欧罗巴事，是必胜之战？已经到了需要考虑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