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是一门学问。
每个时代造反所需要的条件都不尽相同。
当然了，在王朝分崩离析的末年，一声狐狸叫都能拉起一支人马，造反的难度无限低。
而现在的周朝并非末年王朝，中央有强大禁军，地方有节度坐镇，统治相对稳固。
经过几十年战争洗礼后，中原地区人少地多，土地兼并的危害也可忽略不计。
在此等情况下，要想推翻周朝的统治就只能从内部出发。
范质殚精竭虑地搞平衡，防的也正是这一点。
李延庆深知，要想将父亲调换到一个更有利的节镇，直白的恳求是不起作用的。
面对范质，那就得多绕几个圈子。
斟酌片刻后，李延庆开口问道：“既然相公让在下敞开了说，那就请恕在下直言，相公将赵使相调去许州，接着又让吴枢相重归枢密院，所求者，可是平衡？”
范质只是以省视的目光打量着李延庆，沉默即是肯定。
这让李延庆稍感压力。
但问题不大，得到了范质的默许，李延庆继续侃侃而谈：“既求平衡，那相公调赵使相于许州岂非背道而驰？若宫门有变，武将中谁对我朝威胁最大，相公岂能看不出来？”
言下之意，就是范质的所作所为与争取平衡的目的是相悖的。
既要追求平衡，那就不该将赵匡胤的驻地调换到许州。
在郭荣病重随时可能归西的眼下，对殿前司拥有深远影响力的赵匡胤无疑是周朝的最大威胁。
范质依然没有开口，他知道还有后续。
不出他所料，李延庆接着说道：“相公算无遗策，必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那理由想来只有一个，那就是为防备可能的战事，相公需要一位可以随时调用、可堪领兵的武将。”
按理来说，在这乱世五代，周朝不可能缺少武将。
但由于郭荣在继位第一年对禁军发动了清洗，导致大量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武将丧命。
这就衍生出了一个问题，也就是周朝禁军的中高层被迫年轻化，以至于缺少能够统领大兵团作战的武将。
郭荣在第一次征讨淮南时，就被迫启用并不受他信用的李重进统领南下大军。
为解决这一问题，在两次淮南战争中，郭荣给予了赵匡胤大量的领兵机会，算是将赵匡胤给培养了出来。
可赵匡胤紧接着就与郭荣恩断义绝，现在也被外放去了地方。
周朝再一次面临了相似的问题：若是突发大规模战事，该派何人领军出征？
如今的周朝可不是大一统的王朝，无论南北都有虎视眈眈的强敌。
范质在执掌大权后，首先要考虑的并非皇室的存亡，而是国家的存亡。
放眼现在的开封禁军，有能力担任领军之位的武将可以说是一个都没有。
先说侍卫亲军司。
都虞候，也就是侍卫亲军司的副长官韩通，此人在担任都虞候前压根就没在禁军里干过一官半职。
韩通本是先帝郭威的亲信，自周朝创立以来一直在地方任职，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搞建设。
换个后世的说法，此人就是活脱脱的土木系老哥。
黄河决口了，去修大坝的是他；汴河淤塞了，疏通航道的是他；郭荣攻打太原时，挖地道的是他；河北遭契丹了，疏浚胡卢河的也是他；开封要扩建了，修筑罗城的又是他；等到周朝从契丹手中攻取四州，为霸州修筑州城的人还是他......
靠着一手冠绝当世的搞建设功夫，韩通一路官运通亨，七八年间就从一名不入流武将干到了节度使。
韩通本来在地方搞土木工程搞得好好的，可郭荣为了制衡赵匡胤，大手一挥就将他调到了侍卫亲军司，干的还是侍卫亲军司的副长官，位次仅在挂名的李重进之下，实际上就是侍卫亲军司的一把手。
一个搞土木的现在来统领兵力超过八万的侍卫亲军司，你说他能干的好吗？
很难的啦。
至于说带兵作战？
郭荣都不敢用他，范质就更不敢了。
现在的侍卫亲军步军司都指挥使袁彦也是同样的情况。
他本来在殿前司任职，干的是守卫皇宫的活，负责郭荣以及皇室的人身安全。
现在呢，郭荣将他调入了侍卫亲军司，去统领人数近六万的步军司，跨度之大，简直不可思议。
袁彦他能领军吗？他压根就没单独领军作战的经验！
殿前司的情况则稍微好一点点，但也好不到哪去。
自赵匡胤离京后，殿前司里就缺少了能够一言九鼎的人物。
殿前司的二把手慕容延钊是郭荣指派的，与上述两将一样，都是为了制衡赵匡胤。
此人位置虽然很高，但军功却少得可怜，在两次淮南战役中，都只统领过几千兵马，根本就没法服众。
而殿前司的其余中高层武将都是由赵匡胤一手提拔的，他们基本都是些二三十岁的“小年轻”，缺少作战经验，也不足以服众。
经过郭荣几年如一日的搞平衡，所有老资历且有带兵能力的武将要么被他杀了，要么就被他“放逐”了，现在的禁军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