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四年二月初，淮水正处枯水期。
周朝八万精锐禁军从开封出发，兵分两路，延汴河以及涡水南下。
汴河与涡水皆是淮河支流，辎重粮草通过船只顺流南下可节省大量人力物力。
除禁军外，另有二十余州的五万州军受到郭荣征召，他们先于禁军出发，一路修桥搭路，分批赶赴淮南。
由于被禁军吸血，大部分州的州军早已老弱不堪，他们没有上正面战场的资格，主要负责修桥铺路、搬运辎重等体力活。
郭荣此番举大军南下，随行还带了一支特殊的部队，那便是周朝刚刚组建的水军。
去年亲征淮南时，郭荣就在南唐的水军上吃过大亏。
周军跨越淮水作战，粮秣只能通过浮桥运往淮南，由于浮桥无时不受到南唐水军的威胁，周军必须时刻派重兵把守浮桥方能确保粮道的安全。
可即便有殿前司都点检张永德领重兵坐镇，这浮桥依然屡次被南唐水军截断。
幸得殿前司士兵拼死奋战，多次击退唐军，周朝才始终维持着岌岌可危的淮河浮桥，让在淮南作战的十余万大军不至于粮道断绝。
郭荣返回开封后，痛定思痛，命令在淮南俘获的南唐工匠建造战船，又在开封城西门外挖了个名为“金明池”的人工湖训练水军，并从禁军中遴选三千善于游泳且不晕船的士兵，组建了周朝第一支水军部队。
携八万禁军精锐，五万地方州军，再加上三千新练水军，郭荣此番气势汹汹南下，目标直指南唐在淮水南岸的重镇——濠州。
自寿州被李重进攻破后，濠州就成了南唐在淮南的最前线。
濠州州治钟离县位于寿州以东一百五十里，北临淮水，具体地址大约在今日的安徽凤阳县东北部。
守将郭廷谓乃是唐时名将郭子仪的直系后裔，他出身将门世家，濠州在他经营下修筑了大量防御设施，以逸待劳，静待周军的到来。
显德四年的二月中旬，郭荣领大军进抵寿州，并下达了将寿州州治北移的命令。
寿州州治本来在淮河南岸的寿春县，若是郭荣此次亲征失利，则寿春这座坚城有可能再度落入南唐之手。
为除后患，郭荣先是下令在淮河北岸新修下蔡县城，作为寿州的新州治，并将寿春百姓迁往下蔡，接着再将原本的寿春县城付之一炬。
排除后患后，郭荣于二月末率军离开寿州，沿淮河东进，直扑濠州州治钟离。
早在二月初，新任郓州节度使李重进就已率三千州军抵达寿州，李延庆这位衙内指挥使也随军南下。
郭荣亲领大军入驻寿州后，李重进就地担任淮南道行营都监，也就是周朝在淮南的战时副指挥官。
至于正任指挥官，也就是淮南道行营都部署的差遣，则由南下的郭荣亲任。
后世常说宋朝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也就是将士兵的日常操练权与士兵的战时指挥权分离，以至于军队战斗力孱弱。
其实这将不知兵的情况，早在五代就已出现，尤其是周朝，可谓是经常出现。
就比如此次郭荣亲征淮南，李重进虽然还挂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头衔，但他早已不再负责侍卫亲军的日常操练。
整个侍卫亲军的日常操练，都由担任侍卫亲军都虞候的韩通负责。
可此番郭荣南下，韩通却并未随行，而是留守开封。
南下的五万侍卫亲军全部交由李重进指挥。
李重进的情况并非个例。
去年上半年，周军围攻寿州，寿春城四座城门被侍卫亲军团团包围，其中只有南门与西门的战事由侍卫亲军司的武将指挥。
余下两座城门的主将都不是侍卫亲军司的武将，而是由朝廷委派的环卫官担任。
环卫官，又称武散官，空领俸禄而非实权，用于安置闲散武将，兼有储备将才的作用。
环卫官常日里并没有正式差遣，只是在开封随时待命，等待皇帝的委派。
在战时，皇帝会委派环卫官出任地方的临时长官，或者担任禁军的临时指挥官。
当初李延庆担任滁州推官时，临时出任滁州知州的马崇祚就是一名环卫官。
朝廷实行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策略，正是为了限制禁军武将的权力。
长期训练士兵的武将必然深受士兵的爱戴，而在战时，他们却无权指挥士兵，这会大大降低禁军作乱的可能性，代价就是禁军的战斗力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
在历史上，这一制度发源于五代乱世，本意是为了避免日益强大的禁军犯上作乱，在后来的宋朝得以成为惯例。
说回战局，在郭荣的指挥下，周朝十三万大军从寿州开拔，沿淮河水陆并进，于三月初二攻入濠州地界。
南唐最为强大的禁军早在去年就被李重进击溃于紫金山上，南唐在淮南的其他地方部队惧怕周军势大，皆不敢支援濠州，整个濠州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濠州守将郭廷谓自知周军势大难敌，但他妻儿老小都在江宁为人质，他只能做殊死一搏。
为抵抗周军，郭廷谓在濠州城外大修工事。
濠州城北靠近淮水，城外是一大片滩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