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重复上一辈人的贫穷故事。在那个思想还比较保守的年代，我的想法很实际，不敢天真和幻想地对待未来，所以，我及时止步断绝了交往，担心时间长了会带来不忍的别离，对彼此都是伤害，没有我，她将来或许能嫁上一个更好的人家。
好奇的李姐总是追问我和那女孩的交往情况。我只好说，我家里条件不好，女孩子家里不是太赞同，没关系，就当普通朋友相处吧。李姐说，不担心，我抽空再到车间去找，咱这帅小伙，还怕找不到女朋友啊。我很信任李姐，她美丽又善良，对我有着家人般亲切与关爱。
我的工作逐渐走顺了，与科室里的人相处也融洽，我成了财务科的正式一员。丁厂长碰见我的时候不再紧绷着脸，面色和悦多了，甚至转告我，我大哥啥时候又来过厂里指导工作了。其实我是知道的，因为李科长把粮票转交给我的时候就说过了。我理解我大哥没有单独找我或看望我，他身边有领导与同事，要避免人家说闲话，再就是到乡镇出差基本上都是当天往返，时间紧凑。我相信丁厂长会私下向大哥讲述我工作岗位变动的经过，依我对大哥的了解，他肯定会说，唉呀，我弟弟不懂事，不该不该，给您添堵了，来，这杯酒我干了，深表感谢啊，有机会上县城，我请您吃饭！
不管怎样，大哥没有就此事找我训话，我想他应该知道我在渐渐地成长和成熟，这符合他的期望。假如我按部就班在锅炉车间当了一名司炉工，我无法想象，大哥偶遇浑身沾满煤灰和一脸污渍的我，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我也时常下到车间了，拿着考勤表找各个车间主任核对，顺便和小陈、毛哥、两位大学生等几位相识的同事打个招呼，简短闲谈几句。等到工资发放时，就由毛哥提出倡议，我分别联络，约到下午下班时间，找个小酒馆一起小撮一顿。我们吃饭实行平摊制，吃完后再算账，记得那时每顿饭每人大概分摊四五块钱的样子。
我们聚餐都是选在偏僻小巷里的小酒馆，菜是土菜，酒是本地酿的散酒，点菜都是本着少荤多素的原则，印象最深的必点荤菜是莲藕骨头汤，莲藕偏多，骨头没肉剔得很干净，鸡鸭鱼基本不点。都是年轻人，聚餐的本意不是为吃好菜，也吃不起，大家都在异乡，只是图个热闹亲热。因为毛哥是我工作的“点拨人”，我对他的谢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吃饭时我都是挨着他的身边坐。
我的酒量自那时起大增，这有遗传的因素，还有气氛宽松自在的原因。在酒桌上，我知道了毛哥失去父亲的时间比我还早，他是独子，母亲在乡下，身世也苦；小陈家境尚可，但在家游手好闲打架斗殴，被家里驱赶出来工作的；两个大学生，家在农村，通过刻苦学习好不容易“鲤鱼跳龙门”，却苦于没有背景关系，只能被乡镇企业“挖”来了。
同病相怜，惺惺相惜。我们一起醉过、哭过，还一起在深夜的街头并排撒过尿，大声吼过歌，这既是一种情感发泄，也是一种对现实无奈的表现。我们喝酒一般闹得比较晚，我不敢回旧旅社吵醒魏大爷起床开门，加上我也畏惧酒后一个人在宿舍太孤独，所以我喝酒后都是去他们的宿舍挤着睡。那是一段亲密无间、风雨同舟的岁月，谁感冒了，有人帮忙买药打饭；谁的饭票不够了，有人拿出饭票匀着吃；谁的被子单薄，有人拿来被子同睡一床；谁喝酒吐了，有人帮忙擦洗照顾……大家彼此爱护、真诚相待，互相给予着温暖与关心。
十三
与小陈、毛哥和两位大学生的相处相聚，不管多么高兴豪放，我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工作上的事情一律不谈，比如谁的工资有多少、哪个人又加了工资、厂里准备下发什么文件、干部有什么变动等等。没人教过我，我自己记着一句话：有些事自己知道就好，需要沉默的时候别乱说。
李科长对我的观察是仔细的，我踏实肯干兼具一点悟性，还有保密意识和责任态度，赢得了他的好感。
年底了，工厂全年的销售情况不错，领导自然高兴，准备到乡下鱼塘购买一批鲜鱼，一是答谢上级各部门的工作支持；二是全厂加餐改善一下伙食。本来是由厂工会具体办理，但丁厂长要求财务科派一人，现场监督。于是李科长派了我去执行这个任务，我有些纳闷却又似乎有所明白。
冬天的上午气温依然偏低，要等到午后渔民才下水捕鱼。午饭后，由厂工会领导带着一名下属、一名厂办人员、卡车司机和我，前往离镇子20公里的乡下鱼塘，卡车驾驶室只能坐三个人，我与厂办人员蹲在没有顶盖的车厢后面，阳光无力穿透云层，太阳时隐时现，走出镇子，寒风开始吹得耳朵生疼，我们蜷缩成一团，用嘴里的热气不断地哈捂着双手，两旁光秃秃的树丫慢慢往后移动，灰蒙蒙的田野空旷寂寥，偶尔的阵风把地上的枯草和树叶卷向空中，卡车行驶在坑坑洼洼的乡村道路上，我们坐在冰冷而生硬的“摇篮”里。
上下颠簸，七弯八拐，等我们摇晃到鱼塘附近，已是下午两点多了，舍近求远来到这个鱼塘买鱼，应该是“关系户”。我们一行下车走向鱼塘，鱼塘边有一群人穿着下水衣正在整理渔网，领头的急忙掏出烟奔向工会领导，工会领导接过烟点上，有些不悦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