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了不到三天时间，瑞阳就派人从北京部里取来资料，送到段云手中，速度之快，令段云感觉不可思议。
而这也表明了瑞阳的一个态度，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而且他的这种做法确实给了段云一种紧迫感。
将轻工局的这个瘦高男子送走之后，段云随即让保卫科的人把桌上的厚厚几包资料带到了自己办公室。
段云的办公室里有个资料柜，如今已经被堆得满满腾腾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工具书和厂里的资料。
段云让保卫科的人将那七八个厚厚的资料袋放在办公桌上后，就关上办公室的房门，迫不及待的看了起来。
拿起其中一个档案袋，段云看到上面写着“伏尔加汽车工厂产品资料”。
段云目光一怔，随即又拿起了其他档案袋。
只见这些档案袋上分别标注着的是“高尔基汽车工厂产品资料”“利哈乔夫汽车厂产品资料”“乌里杨诺夫斯克汽车厂产品资料”“莫斯科人汽车厂产品资料”等字样。
这明显都是苏联汽车的图纸资料。
只是思索了一下，段云就反应过来。
新中国成立之后，可以说是一穷二白的局面，工业体系更是全面落后，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
上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仅仅是提供资金和物资，苏联还慷慨地拿出了核心技术和生产设备，无私的派出了大批专家和工程师，手把手的帮助，一穷二白的中国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可以说，如果当初没有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起码要晚30年时间，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援建项目的大部分设计工作和设备制造由苏联完成，其余部分由苏联专家帮助中国企业完成，大批苏联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参与到这些工业项目的建设中，有些项目甚至从苏联搬来了整个工厂的图纸和设备，而这些图纸和设备一直到解放开放之前，都在大量使用中。
而这几个档案袋的资料，应该就是那个时候从前苏联那边获得的图纸资料。
在上个世纪50年代，领导干部用车中，伏尔加称得上主打车型，当时的国家，高级领导人都坐过这种轿车，而在1960年的时候，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前身：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在1960年就曾参照伏尔加轿车的图纸，试制出“东方红”牌轿车，而其后很多国产汽车，也都是仿制前苏联汽车产品制作出来的，包括目前段云厂的生产的变速箱，也是根据前苏联嘎斯汽车变速箱仿制而成的。
中苏是在60年代初交恶的，如果只是那个时代的资料图纸的话，对段云的参考价值就不高了，毕竟现在国内已经有了成熟的仿制60年代苏联汽车生产技术。
不过当段云打开“伏尔加汽车工厂产品资料”的档案袋后仔细翻阅了一会儿，顿时有了意外的惊喜。
原来轻工部的这份档案资料一直都是有更新的，虽然中苏关系走在20年前就已经交恶，但却一直保持着经贸往来，六七十年代也曾经进口过不少苏联的汽车，这其中很多资料只有汽车零部件构造图纸，而缺乏相关的技术工艺参数，显然应该是当时国内通过拆解等方法获得的设计方面的图纸资料。
用了整整一上午时间，段云将这几个档案袋你的图纸资料大致的翻阅了一遍，最终将其他档案袋放到了资料柜中，而只留下了伏尔加汽车工厂的资料袋。
段云之所以特别留下了伏尔加汽车工厂的资料，原因也很简单，一是因为伏尔加汽车可以说是代表了苏联最高的汽车工业水平，而且当时伏尔加汽车是中国汽车产业的一个标杆，其二是因为，目前厂里生产的汽车变速箱，也正是仿制当初五六十年代伏尔加旗下的嘎斯汽车变速箱生产出来的，如果段云进行仿制的话，有一定的技术基础，要比仿制其他车型的变速箱容易一些。
后世人对苏联产品有种傻大笨粗的印象，但实际上，在70年代，苏联绝对算得上是世界工业强国，只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局限性，无法产生世界性的汽车品牌。
苏联汽车的衰败是衰败在他的计划经济的体制上，以及国运问题，但实际上80年代之前的苏联汽车，还是非常先进的。
段云先筛选出了70年代后苏联伏尔加汽车厂的主要车型资料，然后在这几种车型中寻找适合仿制的汽车变速箱。
中午段云没有回家，而是让自己的助理大军到食堂给他打了一份饭，他坐在办公室中，边吃边继续查阅这些资料。
最终，一款名为BA3-2101车型的变速箱引起了多云的注意。
这种BA3-2101“日古利”轿车，其实就是这个年代国人熟知的“拉达”轿车。
这种轿车是1970年4月19日开始生产，而到了1973年12月的时候，已经生产了整整100万辆，到了1978年6月3日，总产量达到了400万辆。
能生产这么多辆的汽车，说明这一型号的汽车是经过了市场考验的，发动机和变速箱技术应该是非常成熟的。
虽然这种70年代的车型相比于80年代的欧美日系汽车，性能上稍稍有些落后，但对于目前国内大部分汽车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