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78年之后，具有私营产业色彩的农村大包干，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社会主义清一色的攻的概念，首先从农村突破。
“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句话广为流传，点燃了人们心中压抑已久的创造财富的热情。
以至于在其后的十几年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开始如同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而段云本人，也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偶像和传奇。
但实际上，一直到90年代，政策依然明暗不定，但不可否认的是，到20世纪90年代末，改革开放20年，中国各阶层都迅速积累起来与自己社会资源相匹配的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本质上不仅仅是富人的事，他与每个公民切身相关。
而中国的民营企业主经过多年发展，也已形成了自己的阶层，学者将之命名为新富阶层。
而目前全国工商联的会员，基本上都属于这个“新富阶层”，他们对于自身财产的保护，相比于其他阶层的人来说，要更为迫切的多。
而对于这些新富阶层来说，有些记忆是让他们难以抹去的，80年代的温州八大王事件，让很多温州本地的老板心有余季，以至于一些先富裕起来的私营老板开始想尽办法，纷纷把财产转移到国外。
在这次BJ之行中，段云就曾经听一个从事眼镜行业的民营企业老板说，他家最近这10年来一直在做财产转移，而财产转移大多是以投资或供子女留学为名，在海外购置房产或直接储蓄，消费，究其原因，不外乎一点，那就是对自己财产缺乏安全感。
其实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温州，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所有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许多民营企业家都早早做好了资产转移的准备。
在这些民营企业家的口袋里，时刻准备一本甚至多本护照，“如果上午政策变了，下午我就走”。
这种现象在民间被称为“开天窗”。
据统计，当时中国外逃资本每年高达百亿元人民币，绝大多数来自民营企业主，他们有的花重金购买他国护照，摇身一变，以外资的形式返回国内，一来一去，损耗的成本无法估量。
除了资本转移之外，因为缺乏对政策的信心，民营企业家小富即安，对投资扩大再生产缺少热情，热衷于买房买车高消费。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一种痛苦和荒诞中度过，花天酒地，想方设法把钱糟蹋完，“包二奶”也开始在那时出现了，包括段云认识的很多民营企业家，他们或多或少都存在这种情况，当本性难以压抑欲望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道德败坏的情况。
与此同时，国内的企业家普遍不愿意公开财产，害怕树大招风，更有一些民营企业，为了从国有企业“同工同酬”，争先恐后带上了“红帽子”，挂靠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出现了大量的“假国营”“假集体”。
另外一些企业，为了追求政治进步，主动向组织靠拢，很典型的例子就是1989年，当时有文件规定，民营企业主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山东一家民营企业主闻讯，将自己的600万元资产陶瓷厂捐献给集体，从而被批准入党。
在1991年的时候，刘永好兄弟组建希望集团，当时社会上对民营企业议论很多，刘永好兄弟感觉思想压力巨大，于是向县委领导提出，想把自己的企业“送给国家”，幸好当时的县领导没有同意，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民营企业家面临的压力有多大。
其实就段云本人来说，如果没有前世的先知先觉，他恐怕也不可能高调这么多年，早年的时候，他也带过“红帽子”，而且本着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他在海外设立了分公司，并把集团公司大部分的外汇放在了香港的银行，其实这本身也属于当时政策的一种“防备”。
而随着越来越多新富阶层加入到全国工商联，对于民营企业家财产的保护，也就成为了他们最为感兴趣的一件事情。
早在多年前的时候，随着国家对民营企业政策的放开，有些工商联的成员就已经向上级联手提出了预桉，当时全国工商联的两位主要领导，主席经书平和党组书记郑万通对这件事也是高度重视，因为他们本身也是世代经商，也经历过特殊年代，所以完全能够理解当前民营企业家对这件事的重视，所以决定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以上团体提案的形式，提出修改宪法保护私有财产的建议。
而这个提案刚一提出，全国工商联就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国内各大媒体都对这个提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一方面，民营企业家们表示拥护，经济界法律界，甚至政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也对此表示赞同，认为要搞市场经济就不能不发展民营经济，要充分发展民营经济，就必须要保护私有财产，所以保护私有财产不仅仅是保护富人财产，更是保护老百姓的财产。
而另外一方面，一些学者却极力反对，认为“保护私有财产就是保护妇人的财产”，对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平等保护不符合社会主义，一些学者在文章当中指责工商联是“各种报复群体的的经济，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代表者”，个别人甚至给全国工商联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