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音电脑销量的强势增长，使得天音集团在这个行业的话语权是越来越高，无论是在个人电脑行业还是在软件行业，只要他想在这个行业做出什么变革，那么绝对会有一呼百应的能力。
不过联想，长城等电脑公司，在面临天音集团巨大的竞争压力之下,他们也不得不另辟蹊径，一方面是大搞降价促销，另一方面也通过公关回扣等手段，从政府企事业单位电脑采购的蛋糕中，分得一小块儿出来，虽然远不能和天音电脑的销量相提并论,但至少也能勉强维持。
中国人做生意总是喜欢耍一些灰色手段，既然竞争不过你，就会想方设法给你拆台，面对天音集团的强大优势，联想，长城等电脑公司只能选择抱团取暖，几家联合起来，一方面是花钱通过媒体刻意抹黑天音集团电脑的“黑幕”，另一方面就是在政府层面进行公关，指出天音集团这种行为属于“垄断”，不利于国内高新产业的发展，以此寻求政府层面对天音集团进行施压，并且逼着他分出一部分订单的出来。
而且为了增强政府电脑采购的订单，联想等公司也不得不加入到国产操作系统的推广上来，他们在新出的机型预装了国产操作系统，但由于机器性能的问题,只能加装最早的初始版本，新版本根本无法流畅运行,无奈之下,他们也只能投入大量的砖建研发技术人员，对国产操作系统进行一些改进,再能满足政府部门使用的前提下，阉割掉了一些“多余”的功能，也只有这样，机器才能流畅运行国产操作系统。
在国内的其他电脑企业正在忙于公关和降价促销的时候，段云则开始了他国产电脑布局的第二步，那就是继续巩固加强国产软件联盟的建立。
其实段云成立的这个国产软件联盟最核心的宗旨除了软件技术创新之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如何在国内建立起一个正版软件的氛围，让国人能够接受软件收费这种模式。
早年改革开放如同巨兽狂奔，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国内经济确实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但这样的成就不能掩盖一些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其中之一就是国人对于版权意识的缺乏。
对于早年的中国来说，国家贫弱，人民收入水平低，奉行拿来主义成本低也确实有助于短期发展，但是时间长了之后,这种方式就显得有些后劲不足，版权意识的淡薄，对于创作者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可以想见，很多软硬件公司辛辛苦苦花费大量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发出来的技术和产品，被别人抄袭或者直接拿走，且法律保护不到位，这种打击对术研发公司是致命的，一打击了技术人员的创作积极性，出和回报得不到正比，最终导致很多科技企业关门倒闭，长此以往下去，会影响到整個国家的科技创新力。
所以在整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其实是很难崛起的，中国不是没有具有创新力的人才，也不投资科技公司的老板，但是在这种盗版横行的环境之下，根本就不可能诞生诸如谷歌，微软，亚马逊这样的企业，因为没有良好的生存土壤。
即便是华为，中兴，联想这样的在国内赫赫有名的高科技企业，之所以在前世能够有此大的辉煌，其实也离不开政府的补贴，否则仅凭个人公司的实力，根本不可能走的太远。
实际上，国家的高层对国内科技公司的困局和现状也是非常了解的，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不能直接插手民营企业的发展，而且国内的科技公司众多，也不可能全部给予补贴，所以当一家民营企业显示出一定的实力和巨大的潜力之后，才会引起国家的注意，并得相应的扶持和保护。
在前世的90年代末期时候，一封署名魏华的吴告信以三千多封的巨量寄到了华为公司的所有客户手中。
诬告信中说华为已经资不抵债，拖欠银行贷款，职工工资以及客户贷款上百亿，这是华为的客户一律重重，不敢轻易与华为做生意，好几个月的时间，华为公司一份订单也没有拿到。
出现这样的问题之后，任正飞只好写信给当时时任SZ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子彬求助。
李子彬市长当地决定与人认为面谈，并批示“将一如既往坚定的权力的支持华为公司的发展，让这颗明珠在深圳经济特区和中国通讯领域大放异彩，为深圳争光。为伟大祖国争光。”
后来理事长为华为这件事儿专程赴京亲自面见上级领导，他断定这封信既然不是写给上级领导，而是给华为的客户，说明是出于市场恶性竞争而发的诬告信。
随后上级领导批示，国家审计署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到华为公司进行审计，国家审计署报告公布之后，华为公司立刻订单满满，无告，不攻自破，华为公司顺利逃过一劫。
而且在随后的几年，华为公司也拿到了数笔国家科技创新资金，总额达到了四千多万人民币，这个是靠的国家政府的撑腰，以及大力的资金支持，才让华为有了后面的辉煌。
可以说在90年代虽然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但那些规模比较大，发展比较好的科技公司，他们或多或少还是要吃“政府饭”，而那些纯靠民用市场的软件科技公司，绝大部分都已经夭折和消亡，由此可见，至少在90年代，国内科技公司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