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税人这个职业，是最古老的行当之一，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早期的欧洲是纯粹的封建社会传承，国王和领主权利划分很清楚，大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都是唯一主人，所以很多王室和地方领主都会顺手把辖区的收税权承包或者拍卖给商人，用来换取稳定的财政收入。
这种情况在中世纪后期达到了巅峰。
而亚洲这边则不一样。
自秦始皇创建大一统王朝后，封建制就变了味道，国家的税务通常来说是由中央政府委派地方官衙来收取的。在这方面，中国的地主阶层没有欧洲领主那么大的权利，尽管他们可以用各种办法偷漏以及分享侵吞财政，但这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和包税人也没有太大关系。
包税人真正进入中国人视野的，还是在蒙元时期。当时的文盲蒙古人搞不定财政这一块，又不放心汉官，于是在占领中国后就将国家税收分包给了色目人——随着蒙古人来到中国的各种欧洲商人。
这种毫无管控的包税制肯定是玩不下去的。税官花1块钱买到收税权，势必要在辖区搜刮到10块钱，这样一来，民怨沸腾各地抵抗频发，蒙古人最终在中国只坚持了几十年就待不下去，包税制是公认的灭亡祸首之一。
时间来到明代，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在明朝中后期，包税制又渐渐出现，成为了一些地方官衙的赋税可选择项目。
通常来说，选择包税制的地方县衙，会将夏秋两季的收税权，包给当地一些有能力从百姓手中收到钱粮的“强力”人士，以便节省行政成本，完成财政上交。
这种收税方式在明朝中后期渐渐有了市场，算是自发形成的一种分包模式。
包税在一开始还算不上主流，但是到了明末，随着中央王权的日渐虚弱，县衙这种末端触角的行政能力也随之减弱，面对日益败坏的地方乱局愈来愈无能为力，于是包税制就有愈演愈烈之势。
所以当今天谈判时丁立秋提出包税这个词后，谷县令并没有太过惊讶，因为这几年下来，周边已经有一些府县这样做了，只是开放程度不同而已。即便是谷泰自己个，也曾经一度考虑过将秋赋包给县中的几家大户，只不过他一直犹豫没有成事而已。
最终，谷老爷没有考虑多久，就点头答应将今年的夏秋两赋交给丁师爷......人家提前把钱谷送进了县衙的库房，这天底下就没有出过这么好的事情。从某种程度来说，钱谷入库那一刻，今年的赋税本来就应该是丁师爷的，县衙方面实在找不出反对的理由。
一场很重要的小型会议就这样胜利结束了。这场会议，标志着穿越众由海到陆，由被动到主动，“深入敌境”，正式对明朝的基层政权开始了社会改造进程，意义深远。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增城县的明人开始经历了一拨拨前所未有的悲喜剧目。
最先开始的，是徭役。
就在花厅会后不久，农历还没有过年之前，增城县下属的各村社里甲就正式开始了动员，配合着下乡办差的衙役，将挑选出来应役的民人都发配去了县城。
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的徭役，如果想交钱免役的话，需要多交一倍的银子。
另外，今年的这次加急徭役，并不是去清掏河道，而是去黄埔一个劳什子军港做工。
对于后一条来说，消息闭塞的民人并不感冒，因为到哪里都是去做工，掏河道还是修军港对他们来说没太大区别。
但是前一条可就要命了：很多民人交不起翻倍后的役银。
这种局面，要说民人不怨声载道是不可能的。马上就要过年，却要因为交不起银子而被迫出外应役，留下村里的家小无人照应不说，还要自带干粮，怎么看都是一桩苦差事。
然而抱怨也没有用，毕竟徭役这种事千百年来就是如此运作的，轮到今年去应役的人最多只能自叹倒霉，也没人敢反抗凶神恶煞的官差和里甲。
于是，不久之后，由各村里甲带队，增城县下属的应役民人队伍，就陆陆续续来县城集结了。
到了城南小校场，里甲持着文书名册，和坐在棚子里的文书交接清楚后，他身后这几十号满脸麻木的劳工，穿越众就算是正式从贪婪的官僚系统中接管了。
下一刻，悲喜剧正式上演：劳工们在排队登记完毕后，每个人当场领到了3块闪亮亮的银饼子！
傻乎乎，攥着银饼子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的劳工们，接下来听到了一旁拿着古怪喇叭，说话有若雷鸣的人声：大伙这次是去给广州城曹大将军扛活，曹总兵爱民如子家中还有金山，所以也不在乎这几个小钱，今番凡是前来应役的，每人每月统统发三个银饼子，不用等到月底，月初就结账！
听完大喇叭的喊声后，原本如丧考妣的劳工们瞬间就炸了锅，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语，然而紧紧攥在手心的银饼子又提醒了他们，这就是真的！
在这个时代，非技术工种，只懂卖苦力的劳工，一个月想赚3两银子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得到这一笔意外之财，很多人都欢喜得傻了：不是说好来白打工的吗？怎么发工钱了？
这帮被强制征发来的劳动力，自然没听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